2001年3月，写完作为辞职信的《我要试一次》，我开始打包，头也不回地走出《计算机世界》，开始创业，理由是怕到40岁再想试却已力不从心。15年过去，我46岁了，但是我想再试一次，尽管未来依然那么地不可知。
《我要试一次》
我在18岁的时候，爱上一个姑娘，她是我高中的同学，高一见她第一面，就对她充满好感，直到上大学以后，也没向她表白过，因为她的家境以及条件都让我觉得高不可攀。
那一天，我正在寝室懒睡，门被敲开，她从另外一个城市突然出现在了我的眼前，我在慌乱中，和她说，“小马在406寝室”，我一直以为她和小马更合适，她笑了笑。
我不知道，她此行的目的，也没问，后来，她就走了，后来，她寄来贺卡，贺卡中夹了鲜花。我有意无意地问过小马，她给他寄了没有，小马说没有。我也想给她寄张贺卡，但那时，竟没有勇气，四处打听她的地址。这样就没有后来了。
人生，我错过很多机会，这一次无疑最让人心痛，对于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我竟然连试一次都没有，就放弃了。现在我只能凭着和她交往所有细节认定她也爱我，然后，后悔。只能这样了，现在已经不缺乏勇气，但已经时过境迁。那天以后，我再没有见过她，只偶尔，听过她一两个消息。
2001年元旦，我在大海边，想了三天三夜，反复思虑，要不要创业？办一本杂志实在太难了，但现在要我像10年前一样，连试一次都没有，就黯然放弃，我实在有些不甘心。我怕我40岁的时候，再一次后悔自己在31岁的怯懦，我怕我40岁的时候，不再怯懦，但已经力不从心。
为了不让今后后悔，我决定试一次。我知道，这一条不归路，我知道这是必须要付出的成本。
上天保佑。
《未来是那么的不可知》（写于2001年6月）
2000年6月30日，网易上市，发行价15.50美元；2001年9月4日，网易停牌，“停牌”价64美分。 其实，早在2000年4月的时候，Nasdaq已经崩盘；其实，早在网易上市之前，Nasdaq已经接纳了中华网、新浪网、搜狐网。美国人到那时候还能允许和新浪相比没什么新意的网易以15.5美元的价格上市，是因为美国人坚信“未来是那么的不可知”“未来谁是英雄不到最后不能下定论”，所以，只要符合试的条件，他们允许所有人去试。同等待遇。 现在，美国人不让网易试了，他们觉得网易“不诚实”，尽管“未来是那么的不可知”，但一个说谎的公司不值得托付，不值得期望。停牌大约不会影响网易业已在股市圈到的现金，但停牌给网易的未来划上了句号。网易的未来已经“不那么不可知”。到此为止。 （2016年注：后来的事实证明，网易的未来依然那么地不可知。网易没有完蛋，反而比新浪搜狐日子都好过得多。未来是那么地不可知。）
美国人曾经动摇过“未来不可知”信念，那是在，八十年代末日本政府决定拨巨款组织国立研究中心研制第五代计算机的时候，日本人计划用5年时间，挑战美国在计算机领域的霸主地位。美国朝野议论纷纷，相当一部分人埋怨美国不能像日本那样“倾一国之力”进行“攻关”。 当时的美国人已经是“惊弓之鸟”，日本人业已在内存IC、汽车和家电方面后来居上，并且，借经济强势先后投资7000亿美元收购美国企业。1988年索尼用34美元收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90年松下用62亿美元收购MCA两个好莱坞的公司更是震惊全美。 美国人最终抗住了，不是他们愿意抗，而是，他们的体制天生就不依赖某一个天才，就不相信一个方向能够100%有把握，他们承认“以人工智能语言为基础，用硬件进行推理的机器”是一个看起来最容易成功的方向，但他们同时也允许不同的方向一齐去试。美国人的科研的方式依然通过学术会议（如SiGGraph）、计算机展览（如Comdex）和应用（如网络）来发现调整研究和产业新方向。 5年过去了，美国成长起来了多媒体技术和Internet技术，日本的第五代智能计算机全军覆没。美国“牛仔”打败了日本“武士”。
为什么日本“武士”在汽车、家电上“集中攻关”能打败美国“牛仔”，在计算机上却不行？ 因为产业性质不同，日本在汽车、家电上超越美国的时候，汽车和家电技术相对成熟，“未来相对可知”，日本人只要靠自己擅长的“认真、精细、追求完美、机械化、大规模复制、流水线作业”就可以超越美国，而计算机在80年代末是“那么的不可知”，“不可知”到日本要去搞一套独立的系统。 试错是创新硬币的另一面，1万次失败1次成功是它的法则，所以，发展高科技绝不能押宝。押宝的前提是看清楚了，而高科技的“未来是那么的不可知”，谁说谁知道未来，谁就是在骗人。
80年代初，中国刚开始计算机产业化的时候，电子部直属的国营无线电厂是绝对的主力；80年代中后期，为抵御洋PC入侵而组建的长城集团是新主力；在那时候，谁能想到当时还在倒腾“旱冰鞋”的联想会是今天中国计算机产业的象征。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王文京出于1988年成立的用友财务软件服务社，是个体工商户；五笔字型出于河南省南阳南召县技术员王永民，惹得北京很多汉字专家老大不服气；王江民38岁学计算机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想到他写的软件能成为中国最赚钱的软件。 中国“攻关”过操作系统、数据库，直到现在还在“攻关”；中国也有几个高科技计划，直到现在还在计划。好在中国人做事情没日本人那么认真，不是说“攻关”就真“攻关”，不是说“集中力量”就真的“集中力量”，中国人中庸，差不多就完，也能允许异数，但我们的理由不是因为“未来是那么的不可知”，而是不愿意“斩尽杀绝”。
一美国历史学者向我打听中关村的历史，见面第一话，他说：“中关村现在越来越漂亮了，硅谷都没有中关村这么高的楼。”我不知道他是在奉承还是在挖苦，可能是想奉承但起到了挖苦的作用。脚下的中关村是比以前漂亮多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段永基还不满足，他向上呼吁，“由于国家财力有限，高科技园区建设不可能在各省市一哄而起，蜂拥而上。正确的选择是采用 ‘两弹一星’的办法，集中全国的力量，锁定目标建设中关村高科技园区，方有成功之可能。好在各省用不着听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