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于2006年。
1997年8月22日上午，王选接受我采访之前接受了《北京晚报》关于方正年青人成长的半小时采访；下午接待天津市副市长之前，他还要接受《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关于高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采访；然后要参加周培源基金会理事会会议；晚上，英国女王的表弟在英国使馆请他吃饭。
到1997年，王选已经60岁。一周工作40多小时。从1975到1993年的18年间，他一直每周工作65小时。
采访王选之前，看过王选写的一些文章，文笔流畅生动，因此，觉得王选一定是一个十分健谈，能牢牢掌握谈话主导权的人。为了不“跑题”，事先拟好了详尽的 采访提纲传了过去。见面时，第一句话，我就忙着解释：采访提纲只是一个参考， 王老师不便回答的问题， 可以不答。而王选却说：“还是按照你们的兴趣来。”接着，王选拿出传给他的、他已经看过的提纲，取下老花镜，凑近，看完了一个问题，重新戴上眼睛，然后，娓娓道来。就这样王选拿着一份提纲，我拿着一份，按照采访提纲上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像老师解答学生遇到的难题一样，逐一解答。有的问题提得不太恰当，王选也详细解释其中的缘由，并站在我们的立场上，理解我们原本的意思。
王选很善于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为别人着想。在接受《北京晚报》关于方正年青人 成长的采访时，提到了很多年青人，采访结束时，王选专门拿了一张纸，写下了这些年青人的名字，以防记者在写稿时，不知道这些名字到底该怎样写。
王选体质文弱，谈吐举止从容不迫，没有企业家雷厉风行的姿态和作风。但他做事却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不含含糊糊，“晚上七点半，我一定准时到达大使官邸”，“我在这里等他们，等不到他们，我不走。”这就是王选和别人打交道时的爽快和果断。我想这大概和王选处处为别人着想的性格有关。
成稿后，传给王选审阅，王选又显露出了他作为学者的认真。在逐字逐句地推敲后 ，为了让我们看得清爽，他又让人重新打印出来，传给了我们。当我们听说，王选正在让人重新录入时，我们的心里直犯嘀咕，生怕文章被“伤筋动骨”，结果文章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动，只是王选的认真让我们“虚惊一场”。当我们正在做这个版时，王选的秘书又打来电话说，文章中有两个错字和一个标点错误。其实，这些错误我们已经在校对时改正了，但我们还是为王选的认真精神所感动。
1年之后的1998年末，我再次采访王选，王选向我说了几句让我吃惊的话，其中一句是说“某某人的研究并没有什么价值。”王选在书桌对方，直视着我，等我反应。我支吾了一句，没将这个话题进行下去。王选依然是个单纯的知识分子。应该没吃过记者的亏。
在IT界，直到今天，还没有任何人的研发成就，能和王选的激光照排技术相比。不仅不能相提并论，甚至都不在一个量级上。王选当年和我说那句话，大约是说了一句憋了好久的实话。
王选不仅是一名科学家，他还是一名程序员。方正第一代到第四代RIP里面90％的微程序都是王选写的。“为一个程序调不出来，为一个隐蔽故障不能发现，要死要活。”另一方面又要做大量的组织管理的工作，“那种劳累是难以形容的，比我现在到外头做做报告，人大开会要累得多。”
一个产品能让王选看上眼，必须同时具备五个条件：
第一、要采用国际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开发的产品。“NPM推出以后之所以会风靡市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硬件上采用了当时刚刚面世的黑白高分辨率竖式大屏幕Viking，使中文报纸第一次在计算机上‘所见即所得’。”“1991年的8月30日，我在香港发现了一台高分辨率彩色照排机ECRM，价钱便宜，报社也能负担得起，赶紧把它引进到国内，1992年，用上这种照排机的方正彩色系统，给方正带来很大的利润，否则仅靠黑白，我们早就萎缩得一塌糊涂了。”
第二、要有自己的创新的产品。“方正RIP拥有9项专利，一项欧洲专利，8项中国专利。1989年，国外中文PS系统用激光打印机出300DPI低分辨率A4幅面样张，20分钟出一页，方正RIP一分钟出6页，而且精密照排与激光打印机输出合用一个RIP，取得了明显的压倒优势。”
第三、贴近用户的产品。“1988年的方正RIP在字型、倾斜、旋转、勾边、阴阳、半阴半阳上的变化，特别贴近当时用户希望版面漂亮、复杂的心理状态，从前的铅排从来也做不到这些变化。另外，NPM使用户能够看着屏幕直接修改报样，让报社感到耳目一新，为之一振。”
第四、性能稳定。“1987年的华光系统一开始不太稳定，后来北大开始生产照排系统，市场上有了竞争，潍坊和北大两个系统都稳定了。”
第五、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做出来。“时间一拖长，市场就没有了。”
7年之后的今天，重读王选的这番言论，依然让人受益匪浅。在IT界，王选是第一位做出多个创新产品的人。他在他所处的时代是那样地领先，多少让他有了点坏脾气。
2000年末，得知王选身患肺癌的消息之后，就一直没再敢打扰过他。后来，向张旋龙打听王选的身体，旋龙说：“新药很管用。控制住了。”今天突然听到王选病逝的消息，感觉王选为了让自己的想法尽快变成现实，付出得实在太多了。
王选之后，不会再有王选。从科学到技术再到企业，王选用方正完成了他的科学商业化尝试。在这个过程中，王选有着充分的自知之明。他说：“他是有企业家头脑的科学家。但不是企业家。我个人更类似英特尔第一任创业者诺亦斯，我希望肖建国能成为方正研究院的格鲁夫，成为管理型的领导者。”
历史会汲取其中的经验，让同样的事情更加有章可循。此时，我最想知道的是，作为王选的合作者、合作破裂者张玉峰的真实感受。两个强人本可以将方正举得更高，两个强人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互相妥协，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刘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