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很脆弱
Author: 刘韧 | Created: 2018-09-04
本文写于2001年。
新浪上市的时候，没人想过王志东什么时候“下课”；网易上市的时候，没人想过丁磊什么时候“下课”，即便在王志东“下课”之后，大家也没想到丁磊会“下课”，丁磊占网易超过50%的股份，他怎么会“下课”？但是，就在2001年9月11日，丁磊“下课”了，他不仅被剥夺了CEO的位置，还被撤销了董事长的职务。2000年3月，王志东在谈论他的前任沙正治“下课”的时候，口若悬河，谈笑风生，王志东说：“沙正治在与不在，新浪的结构每隔几个月都要有一定的调整，员工职位上下是很自然的事。”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他从CEO的位置上一头栽下来是“很自然的事情”。
企业盈利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与目标，谁阻碍了（或者仅仅被认为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谁就必须“下课”，没得商量。根据德雷克·比姆·莫林咨询公司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自1995年以来，全球三分之二以上的大公司至少更换了一次CEO。
不仅要换，即便姑且让你在位上，也会对你一百个不放心，一万个不满意。最近，股东们开始不满CEO们高达7位数的薪酬，前些日子，英国路透社四分之一的股东就反对给继任的新总裁支付570万美元的年薪。据《时代周刊》报道：当联合公司的股票下跌近50%时，股东们勃然大怒，以美国投资者领头的诉讼团在美国提出案值达80亿美元的诉讼，指控公司总裁误导投资者。在2001年4月初召开的股东大会上，总裁大受谴责，一位愤怒的股东在讲台下，手摇时钟大声吼道：“先生，你该下课了！”
企业是一组合同。CEO这方日子不好过，一定是因为他先让合同的另外一方倍受了煎熬。
在美国，Nasdaq从5000点直落到1500点，让很多股东多年积累的财富蒸发殆尽，股东们除了沮丧，当然就是利用自己手上的股权“进行愤怒”；在德国，这种愤怒诉诸了法律，面对德国电信股值难以置信地蒸发了1920亿美元，愤怒的股东们请来律师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与其资产价值不符，尽管德国电信矢口否认，但检察官已同意进行调查。
都说资本意志的强大与冷酷，谁知资本意志的风险与羸弱。为了让CEO卖力工作，资本给花旗集团CEO桑迪·维尔1.51亿美元的年薪；给通用CEO杰克·韦尔奇1.25亿美元的年薪，给 Oracle CEO拉里·艾利森9200万美元的年薪。
高年薪并不能保证CEO一定能使资本增值，过去3年来，王嘉廉的收入高达6.98亿美元，但是，根据美国《商业周刊》计算，王嘉廉带给股东的报酬率却是63%的负增长，被《商业周刊》封为去年“头号输家”。因此，王嘉廉不得不“退还”自己在1998年收入的20%(约等于270万股的股票或1.5亿美元)，以避免与股东们对簿公堂。王嘉廉在去年失去CEO位置后，今年9月，他差点又失去董事长的职位。
愤怒的股东赶走原来的CEO，自己又能得到什么？得到另外一个让股东担惊受怕的CEO而已。股东们当然希望这个CEO比上一个好，但股东们没办法保证这个就比上一个好，对股东来说，新一轮冒险又开始了。
被赶走的CEO失去了什么？根据500家大企业统计，7l％的经理人其技术或者一些重要的资源都来自于他原来的雇主。西方企业里有句名言——“永远不要让你的员工干你曾经对你老板干过的事。”
双方都很脆弱，但是，大多数股东与CEO在极度脆弱恐惧了一次之后，通常都没有办法不进入下一次恐惧与脆弱。个中的原因是，大家都想将事情干大。事情干大以后，任何一方都会失去掌控全局的能力；事情干大以后，大家都没有办法只和自己熟悉的人合作。
在IBM干了30年的谢克人离开IBM进康柏，我采访他，问他经理人如何避免成为资本棋子？他有些激动：“别人将你当作一枚棋子，你也可以把别人当作你的棋子，他在用你下棋，你也可以用他下棋。只不过棋盘不同，目的不同而已。”谢克人在康柏中国区总经理的位置上下了一年棋，发觉这盘棋并不好下，他又改去德加拉“下棋”，也不好下，现在，他自己和自己“下棋”，自己成立了一个小公司，自己亲自当董事长，自己亲自去“打单”，他这样可以不再脆弱，但他这样没办法做大事，有一天，他将公司做大了，他就又要脆弱了，就像王志东将新浪做大了、失控了一样，没办法的事。
时间的伤
时势将王志东塑造成英雄，时势又亲手毁坏了这个英雄，时势总是无常，英雄总是气短。
1999年的时势认为，Internet行将改变世界，旧有秩序即将被颠覆，众生要么利用Internet改变世界，要么作为世界被Internet改造，别无选择，刻不容缓，天翻地覆就在今朝。王志东1996年就这么认为，并且，身体力行，做得最为出色，所以，他在1999年里被称为英雄，理所应当。
2001年的时势将Internet远景称为“泡沫”，管Internet投资叫做“烧钱”，拿Internet期权当成“废纸”，把Internet退出喊成“逃亡”。王志东直到被“驱逐”都不这么认为，他还写《志东品网》试图说服别人也不要这么认为，所以，时势只能忍痛割爱，理所当然。
时势没有错，时势永远都不会错；英雄没有错，英雄永远都不会认错。错在时间，伤在时间。
1690年，蒸汽机就发明了，但是直到1825年，火车才最终试车成功。蒸汽机改变了世界，蒸汽机改变世界用了200多年。
1969年夏，Internet雏形在美国出现，1972年第一封电子邮件发出，直到90年代Internet才开始商业化。Internet一定会改变世界，Internet改变世界一样需要时间。
但是，在英雄心中，一万年总是太久，要只争朝夕，因为英雄的青春就那么几年。突然来了个改变世界的机会，英雄哪能放过！所以，全世界的精英都拥到Internet上“淘金”，所以，全世界的资本都不遗余力疯狂向Internet上投资，所以，Nasdaq指数一度冲上5000点，大家还讨论它会不会冲上10000点；所以，全世界的企业家都在瞑思苦想着除了ISP、ICP、B2C、B2B之外的商业模式；所以，全世界的优秀程序员都在连天加夜地赶制网络程序。但是，没有用，Internet并没有被这些外在的条件催熟，硅谷再多再优秀的程序员、华尔街再多再充足的资本此时也显得那样地羸弱，Internet依然在以它的节奏向前发展，不紧不慢。在心急者看来，Internet似乎停滞了，Yahoo!、AOL、亚马逊作为互联网的三面旗帜，2000年之后就没出什么新意，新浪是中国Internet的象征，但是，新浪能做的事情，现在连一个个人网站都能做。
2000年4月以后，Internet随整个新经济一头栽下，至今未见复苏，近年来倍受羡慕的“向Internet卖水”的思科市值也“缩水”一半以上，并出现亏损。2001年5月，我在北大听老教授讲课，他讲到“新经济是一个笑话”的时候，充满了幸灾乐祸。
新经济怎么会是个笑话呢？Internet一定会改变世界，而且，自从它发明以来就一直改变着世界，只不过每个人对它的预期不同，只不过预期的时间表和实际的时间表距离很大而已，但实质不会变。
1987年，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说：“你可以到处看到计算机，但是它在生产力统计数字方面却似乎无所作为。”这句话在1987年或许是对的，但是将这句话放到2001年则一定是错误的。从1975到1995年，美国生产率年增长率仅为1.4%，而从1996年起，美国生产率年递增达到2.9%，到2000年第二季度更攀升至5.2%。
就像19世纪80年代发明的电力直到40年之后才使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一样，IT技术所释放的能量也有着明显的时间滞后性。牛津大学保罗·戴维教授的研究表明，一项技术只有在生产应用中占50%之后，才会对生产力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公司花在IT设备和软件方面的费用占其投资的一半，长期累积式的投资使美国计算机的应用在最近终于达到了一半，IT对美国经济深远的影响还在后面。
治大国如烹小鱼，要有点耐心，否则，一会将鱼翻过来，看熟没熟，一会又将鱼翻过去，看熟没熟，翻来翻去，鱼就被翻糟了。
Internet的确病了，但是，现在谁都没有治这病的良方，如果非要开出一味药，那就是时间！Internet当初因为性急病了，时间的伤也只能用时间来医治。所以，等吧，等宽带，等3G，等鱼熟了再翻过来。急也没用，急只会再次加重病情。
未来是那么的不可知
2000年6月30日，网易上市，发行价15.50美元；2001年9月4日，网易停牌，“停牌”价64美分。
其实，早在2000年4月的时候，Nasdaq已经崩盘；其实，早在网易上市之前，Nasdaq已经接纳了中华网、新浪网。美国人到那时候还能允许和新浪相比没什么新意的网易以15.5美元的价格上市，是因为美国人坚信“未来是那么的不可知”，“未来谁是英雄不到最后不能下定论”，所以，只要符合的条件，他们允许所有人去试。同等待遇。
现在，美国人不让网易试了，他们觉得网易“不诚实”，尽管“未来是那么的不可知”，但一个说谎的公司不值得托付，不值得期望。停牌大约不会影响网易业已在股市圈到的现金，但停牌给网易的未来划上了句号。网易的未来已经“不那么不可知”。到此为止。
美国人曾经动摇过“未来不可知”信念，那是在80年代末日本政府决定拨巨款组织国立研究中心研制第五代计算机的时候，日本人计划用5年时间，挑战美国在计算机领域的霸主地位。美国朝野议论纷纷，相当一部分人埋怨美国不能像日本那样“倾一国之力”进行“攻关”。
当时的美国人已经是“惊弓之鸟”，日本人业已在内存、IC、汽车和家电方面后来居上，并且，借经济强势先后投资7000亿美元收购美国企业。1988年索尼用34亿美元收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90年松下用62亿美元收购MCA两个好莱坞的公司更是震惊全美。
美国人最终抗住了，不是他们愿意抗，而是，他们的体制天生就不依赖某一个天才，就不相信一个方向能够100%有把握，他们承认“以人工智能语言为基础，用硬件进行推理的机器”是一个看起来最容易成功的方向，但他们同时也允许不同的方向一齐去试。美国人的科研方式依然通过学术会议（如SiGGraph）、计算机展览（如Comdex）和应用（如网络）来发现调整研究和产业新方向。
5年过去了，美国成长起来了多媒体技术和Internet技术，日本的第五代智能计算机全军覆没。美国“牛仔”打败了日本“武士”。为什么日本“武士”在汽车、家电上“集中攻关”能打败美国“牛仔”，在计算机上却不行？
因为产业性质不同，日本在汽车、家电上超越美国的时候，汽车和家电技术相对成熟，“未来相对可知”，日本人只要靠自己擅长的“认真、精细、追求完美、机械化、大规模复制、流水线作业”就可以超越美国，而计算机在80年代末是“那么的不可知”，“不可知”到日本要去搞一套独立的系统。
试错是创新硬币的另一面，1万次失败1次成功是它的法则，所以，发展高科技绝不能押宝。押宝的前提是看清楚了，而高科技的“未来是那么的不可知”，谁说自己知道未来，谁就是在骗人。
80年代初，中国刚开始计算机产业化的时候，电子部直属的国营无线电厂是绝对的主力；80年代中后期，为抵御洋PC入侵而组建的长城集团是新主力。在那时候，谁能想到当时还在倒腾“旱冰鞋”的联想会是今天中国计算机产业的象征。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王文京于1988年成立的用友财务软件服务社，是个体工商户；五笔字型出于河南省南阳南召县技术员王永民，惹得北京很多汉字专家老大不服气；王江民38岁学计算机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想到他写的软件能成为中国最赚钱的软件。
中国“攻关”过操作系统、数据库，直到现在还在“攻关”；中国也有几个高科技计划，直到现在还在计划。好在中国人做事情没日本人那么认真，不是说“攻关”就真“攻关”，不是说“集中力量”就真的“集中力量”，中国人中庸，差不多就完，也能允许异数，但我们的理由不是因为“未来是那么的不可知”，而是不愿意“斩尽杀绝”。
一美国历史学者向我打听中关村的历史，见面第一句话，他说：“中关村现在越来越漂亮了，硅谷都没有中关村这么高的楼。”我不知道他是在奉承还是在挖苦，可能是想奉承但起到了挖苦的作用。脚下的中关村是比以前漂亮多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段永基还不满足，他向上呼吁，“由于国家财力有限，高科技园区建设不可能在各省市一哄而起，蜂拥而上。正确的选择是采用 ‘两弹一星’的办法，集中全国的力量，锁定目标建设中关村高科技园区，方有成功之可能。”好在各省用不着听他的。
气长永续
自史玉柱“多元化”失败以来，“多元化”在业界一直是个“坏词”，现在大家都忌讳用“多元化”这个词，改称“转型”了，其实内容一样。
“多元化”或者“转型”的道理很简单：任何产品都有其盛衰的生命线，而一个企业不能随着一个产品的衰落而衰落，所以，必须同时做多个产品，以便在一个产品下去的时候，另外，一个产品能够顶上来。
看看发展历程也是这样，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在一个产品、一个方向上吊死，比如联想原来并不是做PC的，它先做贸易，后做汉卡，后来在包括交换机在内的很多产品上探索过，最后在PC上取得了成功。但是现在，联想要进一步高速发展，就必须有新的增长点，因为联想的PC已经做到了30%的市场份额，还能怎样呢？杨元庆选择了IT服务，选择IT服务当然有风险，但死守着PC，可能抗风险能力更差，万一哪天PC的占有率和毛利率都大幅度下降了呢？这就是办企业的难处：死守肯定不行，但要进入新领域，谁又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直面这个难题，长城集团董事长王之索性将摊子铺大。“我们当然也愿意用一个产品打下天下，占领很大的市场，但实事求是讲，我们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产品铺的面广一些，创造未来发展机会也就多一些。完全靠一个产品现在还不行。有人认为，做PC就全力做PC，做硬盘就全力做硬盘，何必同时兼顾？我们有点担心，将全部力量投在某一个产品上，万一到时候不赚钱怎么办?说实话这是我们自己的能力问题，不是非常愿意选择的状态。”
施振荣更是在其业绩好的时候，投了几百家公司，现在，遇到不景气，过去10年的投资使他手里有40亿美元的股票可以抛售。“我现在手头是没有10亿美元现金，但是，未来3年，如果我需要动用20亿美元，我卖股票就可以了。”“多少企业，有这种条件？”“现在，再去和别人说，‘拜托给我点投资’，不可能！找不到钱！”多一个企业，就多一口气。等施振荣缓过这口气，他一定还会投更多的企业。
施振荣四处投资坚持一个标准，就是“任何事情都会考虑它可能会亏钱，但我要保证即使一时亏钱也不至于关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亏的钱当作投资和学费。”经常能听到“宏做半导体最近赔了很多”，“宏LCD也在赔”，“他们在美国10年了就没有赚过钱”，但施振荣很自豪“宏从电脑整机进入了显示器、键盘、CDROM、DRAM、LCD ，我们的多元化从来就没有最终失败过。”
两天前，我和神州数码总裁郭为说起了施振荣的经验。郭为说：“在台湾，上下游产业链齐全，有条件那样投啊。在中国，就那么几个公司，就那么几个产品，我总不能投竞争对手吧。”即便如此，郭为现在还是力图将身上的“分销”概念洗掉，继和台湾的Dlink成立合资公司做网络以后，他又和台湾的鼎新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开拓ERP市场。
柳传志给联想集团制定的战略是，在信息领域多元化发展。我想其理由无非有两个：一、“多元化”是企业抗风险和高速发展的必由之路；二、将“多元化”框定在信息领域，是为了集中力量发展一项核心竞争力（在信息领域的竞争力），一旦这项核心竞争力有所提升，就可以带动“多元化”的各个方面全面提升。即是产品的多元化，而不是产业的多元化。
可惜冬天已经来了，如果以前没有做“多元化”的功课，现在当然不可能有施振荣式的自豪。我的建议是裁员。如果多投一个企业，算是延了一口气，那么，现在多裁一个人，也算多延一口气。
生意是一条河，不能断流，一旦出现断流，上游和下游失去了联系，生意也就从此失去。生意这条河只要还淌着，哪怕是涓涓溪流都不要紧，只要能维持上下游关系就行，待到来年春暖花开时，原来的损失自然会补回来。
企业很脆弱，现金流一口气上不来，就要破产。所以，在低潮中，最重要的是活着，照现在的形势看，市场何时复苏，还看不到正确的时间表，所以，手中的现金要比脸上的面子重要。HP已经有过60多年不裁员的传统了，但是在这个冬季，它必须在第四季度结束前裁员6000人。日本是一贯采用终身雇佣制国家，但是在2001年，它抗不住了，据8月底的调查，日本31家主要企业就计划裁员6万人，其中日立2万人、东芝18800人、富士通16400人、松下电器5000人、日本电器4000人。
今年很多大公司不好过，一些小公司却过得有滋有味，为什么？无非是因为公司小，费用低。中关村小公司，PC年销量达到1万台，就能赚到钱，联想一个月做10万台，就会亏死。所以，不景气的时候，小公司较大公司好过，大公司遇到不景气必须“瘦身”。
宿 命
WTO之后，中国将参加信息技术协议（ITA），加入这个协议是为了换取美国对中国加入WTO的支持。基于这个协议，中国业已承诺在2005年之前，将包括计算机、计算机软件、通信设备、半导体、半导体制造设备和科学仪器在内的约200种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降至零，并同意设定具体的时间表来具体执行这个承诺。现在这些产品的平均关税约为13.3%。
历史上，中国曾经在1990年取消计算机产品进口许可批文并大幅度下调关税，致使国外品牌产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那一次，幼稚的国内品牌遭受重创，这口气一直到1996年联想PC成为市场第一才算喘过来。但如果仅仅因为这个就认为国内品牌从此战胜了国际品牌，未免有些夸大其词，自欺欺人。
以最值得骄傲的PC为例，国内品牌不是赢在品质与品牌上，而是赢在价格与市场上。两台配置一样的PC摆在一起，一台是HP、一台是联想，如果价格一样，相信大多数用户会选HP。13.3%的关税保护取消之后，意味着国外品牌还有13.3%的降价空间，而国内品牌PC平均毛利率一般不超过8%，联想最好也不超过13.3%。这就是说，WTO之后，国内品牌就是将价格杀到亏损的地步也无法与国外品牌进行价格竞争。虽然以上算法，是纯理论的算法，因为走私、国际品牌在中国直接设厂等诸多因素，现在在国内销售的国际品牌实际关税并没有13.3%，但WTO之后，国际品牌将在价格上增强竞争力却是不争的事实。
市场方面，WTO之后，由于外国公司将可以在国内设立自己的销售机构，其在中国的市场能力将会大大加强。1990年的历史会不会重演，是件十分让人担心的事。
国内IT品牌过去喜欢以中国家电品牌打败国际品牌为例，来说明国内品牌的空间与前途，但WTO之后，中国“好的”家电厂商几乎都难逃被国际巨头低价收购的命运。不卖不行，因为“价格战”早已经将它们打得资不抵债。国内IT品牌过去喜欢套用家电业常提的一个理论，来说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个理论是——根植中国市场，可以定制出更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但这些定制除了展示一些“雕虫小技”之外，只能说明国外品牌没有足够重视中国市场。WTO之后，中国市场足够大之后，进入中国市场足够畅通之后，国际品牌一定会携巨额资本、先进技术和本地化方案大举入侵，那时候，“雕虫小技”派不上用场。IT是美国攫取世界财富的主打项目，这个领域的竞争应该会比汽车、家电更加惨烈。美国人向来以“世界为己任”，他们在计算过利益是否最大化之后，一定不会放过中国市场。
中国IT的确比中国汽车早经“风雨”，中国IT用“做贸易”获得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并得以发展，这很不容易。当“做贸易”已经被证明是一条在国外品牌重压之下的成功道路之后，最近“做技术”的呼声却在WTO背景之下显得很有力量，这种呼声最有力的质问是，没有核心技术怎么面对WTO以后国际品牌的挑战？于是中国科学家宣布，他们已研制出中国首枚高性能通用中央处理器(CPU)验证芯片“龙芯”。中国这位科学家说：这颗CPU的总体性能相当于英特尔的486芯片；新华社说：这一重大突破意味着令中国各界忧虑的中国计算机产业不掌握核心技术的历史行将结束。不知道这条消息翻译成英文，让格鲁夫看到，他会不会笑出声来。
没办过企业的人总喜欢对办企业做形而上的思考，在这些人看来，IT就是高科技，做高科技没有技术怎么能行？整天帮美国人“搬箱子”肯定不是高科技，所以，他们看不起中关村，觉得中关村越来越没有希望了。在他们的逻辑里面，中关村无法成功，但企业成功无法用数学公式推导，企业成功只能靠试错，只能在大基数失败的情况下取得少数偶然的成功。
联想就是这样一个在诸多因素作用之下靠“贸易”成功的企业，今年4月它宣布向服务转型，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服务和贸易一样都是可以在区域取得成功，而且都是劳动力密集型业务，这样的领域，即便在WTO之后，也是中国企业的天下。但最近又传出联想要由“市场驱动”转向“技术驱动”的新闻，希望这只是个新闻而已。做贸易可以在区域获得成功，做技术却不行，做技术不做到全球前三名，这项技术就不会被产品广泛采用。联想1996年之后，在中国IT领域一枝独秀，将方正、长城等国内品牌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但联想比起IBM、惠普、康柏、DELL这样的国际品牌，其规模也只是它们的二十分之一，以这样的实力只可能在区域成功，不可能打到国际上去。
中国IT还十分弱小，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怎样保住现有的成功不被WTO冲垮以及怎样在配合国外品牌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而不是什么主动出击挺进核心技术。
谁都不愿意被压在食物链的底层，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是我们的宿命。
作者：刘韧
Publish: 刘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