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旋龙从家出发 为母亲未看到自己出息流泪
作者: 刘韧 | 日期: 2018-04-23
张旋龙简历：
张旋龙，49岁，方正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方正创始人之一，北京大学企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从1984年到中关村做生意开始，他成功斡旋在四通、方正、联想之间，将一个商人的操守、精明与灵活演绎到了极至。
“母亲死得早，她操劳一生，未享到我的福，未看到我出息……”
1995年12月21日，香港证交所，方正在香港成功上市现场。总裁张旋龙保持微笑着站在那里，与人合影留念，脑海却不时闪过母亲的脸庞，父亲的严厉以及兄妹几个一起闯香港的艰辛。
母亲是捏着妻子的手去世的，临终前，她颤颤巍巍写下了两句遗嘱。“无论如何要帮老三的媳妇弄到香港。”“家里的钱尽早分给孩子们。”此时，母亲已虚弱致极，一口气写不完，歇歇再写。母亲的字原本很漂亮，那时写得歪歪斜斜。
安葬完母亲，张旋龙飞到福建泉州将三弟媳接到香港。兄妹们后来没用家里的钱，依然将公司迅速壮大，不到10年就和方正合并，在香港上市。上市之前，兄妹们一直公用一个账号，这个账号上的钱约有1到2亿港币，张旋龙是老大，占40%，弟弟占30%、妹妹占30%。
得到与失去，让此时站在这里的张旋龙百感交集，39年弹指一挥……
出身
1966年，泉州小学操场，首批红小兵宣誓仪式现场。10岁上三年级的张旋龙一直是班长，事前张榜公布的红小兵名单，写着他的名字，此刻，他美美地坐在那里，等待宣布，等待戴上红袖章。谁都没想到小学教务处长的夫人这时会突然站出来说：“张旋龙爷爷是资本家，张旋龙不能当红小兵。”
学校首批红小兵名单公布完毕，果真没有自己，张旋龙忍住，忍到别人宣誓快结束时，实在忍不住了，他放声大哭。
幼儿时期的张旋龙和父母的合影
1966年，文革之前，张旋龙过着让人羡慕的生活。他1956年出生在福建泉州。父亲张铠卿上海同济大学毕业，作为解放军南下服务团进驻福建，在泉州军管委员会管文教，后任泉州卫校教导处主任。母亲赵少如出身于厦门大学教授之家，1952年毕业于福州市幼儿师范学校，此时在泉州幼师附幼教书。祖父是毛里求斯华侨，叔叔伯伯都在国外，常有东西寄到泉州。张家的自行车、收音机、相机都是进口的。父亲爱照相，家里设有专门的冲洗房。家中孩子多，雇了两个保姆。
1966年大哭的那个晚上，班主任王庆玉牵着张旋龙，将他送回家。母亲得知儿子在外面受了委屈，大哭。几个孩子中，张旋龙最懂事，母亲最疼他。
此时，针对父亲的大字报已经贴到了家里。大家都明白出什么事情。1967年，父亲被隔离审查，很快被关了起来。母亲从此一个人拉扯四个孩子，每到月底，就四处借钱。后来，卫校不让他们住了，一家人搬来搬去，最后搬进了农校的一间大教室里。总算有了着落，张旋龙觉得很开心。张旋龙记忆中最好吃的是年底母亲带回的饭盒。年底母亲学校加餐，一人一次，母亲一口都不吃，全部打包回家，给四个孩子吃。
张旋龙依稀记得母亲喜欢音乐，但1966年之后，再没听过母亲弹琴，张旋龙记不得，母亲还有别的什么爱好。母亲不打孩子，自己的孩子和邻居小孩大家，她先揍自己的小孩，然后抱着孩子一块哭。
母亲13岁起，就裱纸补贴家用，弟弟赵玉成考上福建师大后，她每月给弟弟寄15元，供他念书。现在，她一个人拉扯4个孩子，还节省出一点寄给父母。
张旋龙成绩好，人缘好。尽管祖父是华侨，父亲被关进牛棚，外公曾是国民党税务官，并没有妨碍他一直都是班长，是班上第一批团员。张旋龙后来还当上了校团委副书记，校学生会主席。
1972年，张旋龙从泉州一中毕业，全校2000多名毕业生中有12名留校，张旋龙是其中一名。后来，师范院校分到泉州一中的毕业生逐渐多了起来，张旋龙渐渐没了教书的份。此时，泉州一中开校办工厂，生产教学仪器，张旋龙就到那里做工，第一次接触到了车床。
1972年，张旋龙奶奶在香港过世，隔离审查后，一直下方农村的父亲得到了去香港继承遗产的机会。尽管不知道以后会如何，母亲还是支持父亲去香港。
父亲从香港回来省亲了，西装笔挺，无限风光。“我们一直以为父亲继承到了财产，可以供我读香港大学了。”
香港团聚
1978年3月12日夜，香港岛北角堡垒街。10平方米不到的小黑屋里，张旋龙彻夜难眠。单人床那头睡着父亲，单人床旁边除了书、收音机就是电饭煲，除此之外，再没放其他物品的空间。
来香港之前，张旋龙给父亲拍了电报，告知几点到香港。下了车，张旋龙没看到父亲。投币电话，他不会打，最后遇到好人肯帮忙拨通了叔叔家的电话。叔叔终于到了，将他迎回了家。
在叔叔家，张旋龙一边摸着母亲给他带的300港币，一边等父亲。午夜12点之后，父亲一身疲惫地从外面赶回来。电报压在了信箱里，一段时间以来，父亲没心思看信箱。张旋龙开始知道，父亲来到香港根本没分到遗产。尝试养金鱼、鳗鱼，卖牛仔裤，都不成功。父亲是学医的，在香港没有行医执照，只能偷偷地做，收入不稳定只好到各个亲戚家蹭饭吃。父亲此时最“喜欢”吃面包，因为面包便宜。
张旋龙的香港大学梦破灭了，他没说什么。第二天，从父亲单人床上起来，张旋龙便到亲戚的皮箱厂上班去了。“从扫地到车床、刨床，我什么都做。每天早上第一个来检查机器，最后一个锁门走。”张旋龙每月赚700元港币。
9个月后，1978年底，张旋龙从厂子里请了一天假，去车站接母亲和弟弟妹妹。一家人先聚在叔叔家，到了晚上，母亲和父亲回家住，妹妹住叔叔家，张旋龙带弟弟到自己做工的皮箱厂住。“皮箱里有海绵啊，将它垫在桌子上，睡上去很舒服的。”这夜，一家人在三个地方团聚了。
那段日子，大家都盼星期天，一到星期天，大家都赶到父母亲住的地方，房主星期天到澳门赌钱，一家人可以在外屋玩，然后，打扫得干干净净，和没用过一样。
到1980年，家里终于租下了美孚新村的一套房子。晚上，父母亲睡厅，三兄弟和妹妹睡屋里的两张高低床。这一夜，一家人在一个地方团聚了。
张旋龙的父亲(左五)、母亲(左二)
一家人拼命赚钱，都交给父亲做生意。两个弟弟做手表打磨，计件工资，打磨得太多，手经常烂得不得了。母亲和妹妹的工作是婶婶介绍的，一个工厂不同部门，妹妹车衣服，母亲剪线头，都是记件工资。一天，母亲回来得特别早，平时她都是加班加到最晚的一个。母亲进门就躲进厨房，默默抹眼泪，问也不说原因。妹妹从工厂回来说：“工厂每人每月加2元工资，那个香港人看不起母亲，不给她加。” 后来，和母亲同组的人“造反”，逼迫厂长给母亲也加了2块钱。母亲人缘好。虽然是剪线头，大家都还叫她赵老师。母亲帮他们写信。
付出劳动力就能挣到钱，一家除了父亲之外，大家还满足于香港相比内地富裕的生活。
导游
张旋龙转身要走。潮州老板喝道：“究竟能不能一月赚到1万块，主要看你，要靠你自己本事。”“我一月只给你700多块，但佣金回扣小费要靠你自己去赚。人家做导游一月赚到二、三万的都有。”
1979年，张旋龙弟弟张小龙从捡来的一份《成报》上看到“招导游，一月一万”的广告，做导游要求要会多种语言。其时，张旋龙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到夜校读英文。张小龙对张旋龙说：“哥，你会英文、福建话、广东话，你可以去试一下。”
为面试，张旋龙去庙街花二十多块买了件二手西服上衣。弟弟说：“哥，你个子有点矮。”张旋龙又买了双高跟皮鞋，配那时流行的喇叭裤。
走进从来没走进过的尖沙嘴办公楼，外面应聘导游的人一大堆。张旋龙的性情是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有说有笑。老板觉得张旋龙这个性格挺合适做导游。
张旋龙开始做学徒，不计较钱。游客购物后商店给回扣，师傅分给他多少，就是多少，从不问。一次，带他的师傅在上车不久就把他赶下去了，“因为怕我学会他。”“我当时很难过，拼命想超过他。”后来，潮州老板觉得张旋龙挺能侃，就给了他带团的机会。
一次，张旋龙有幸带了一个马来西亚很有钱的拿督团(拿督是马来西亚当地一个封爵名称，有点像香港的太平绅士)，这个团买了几十万的东西，回扣了好几万块。张旋龙让助手数数一共有多少回扣，数完后，张旋龙和助手平分。助手当场就哭了，她干了这么多年，从来没分过那么多的钱。
“我做导游两年，跟巴士司机和商店老板，都是朋友加生意。只有这样，我最高兴。”“哪怕是竞争对手，坐下来，我也会跟他互相了解。我当然不会傻到翻我的底牌给人家，但见面就打打杀杀的事情，我从来没有。”
张旋龙的钱越赚越多，父亲的生意还是一路赔本。母亲就说：“还不如不做生意了，我们大家来供一套房子。”在母亲的坚持下，一家开始供房子。先向印尼的姑妈借了10万元港币，付了首付。父亲聪明，办完首付，就将房子抵押给银行，从银行借出钱，继续做生意。
父亲整天泡各种交易会里，试图发现生意机会。后来，终于帮一个美国人做成了一笔生意，高兴死了，本以为可以拿到几十万佣金，谁知后来人家没给他。
父亲百折不挠，依然在给全家灌输“打工没出路，一定要做生意的”的想法。父亲是客家人，是一家之主，没人敢违背他想法。父亲现在80多岁了，依然坚持自己的“生意经”，见人就劝要做生意。张旋龙一个侄女在教书，父亲见了，很喜欢，就和她说：“先给人家做两年，然后，要自己出来办一个学校。” 张旋龙认可父亲的“生意经”，“给人打工，打不出头，无法按照自己的思维发财。”
家·货仓·办公室
晚上，一家人踩着这种和那种纸箱爬到自己床上；白天，有电话进来，则告诉这里是大陆公司住香港办事处。
上世纪80年代初，西方国家依然用巴统协议限制中国的技术进口。父亲交际很广，中国国防科工委有几次托父亲利用私人关系从美国带芯片，然后带进大陆，属帮忙性质。一来二去，科工委和长城工业公司的人对父亲讲：“老从你这拿芯片也不是事，你还不如成立家公司，我们从你这买。”
父亲看到了商机，开始用金山(“金山”是张铠卿名字中“铠”字所拆)公司，专门做芯片生意。并很快扩大到民用，金山与株洲市电子研究所合作研制出的CMC-80双板机1984年被写进了六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全国科研单位向株洲所学习。
初试牛刀后，父亲对张旋龙说：“不要再做导游了！来帮我做生意。”母亲坚决反对：“他薪水这么高，还是让张小龙帮你。”张小龙脾气不好，父子意见老是不合。后来想出的办法是，让张小龙去做导游，赚现钱，张旋龙回来帮父亲做生意。人手不够，母亲也开始帮父亲做生意，任金山公司经理、香港银康发展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张旋龙跟父亲去内地跑了一两趟，就感觉到这生意能做。张旋龙不懂计算机，认识了同样也不懂计算机，却在买摩托罗拉芯片很火的一个经理后，张旋龙就感觉自己一定要学到他的‘生意经’。喝完酒，他对着张旋龙的耳边低语：“其实很容易。在从美国回来，但我也要看广告。你去买一些电子杂志，专看广告，广告上的产品都是最新、最好的。然后背诵这些广告。”“以后，你进摩托罗拉的货，就和他讲国家半导体最新广告的产品。这样价钱就压下去了。”张旋龙从此各种电子刊物不离手，只看广告，背广告。
芯片之后，金山抓住了APPLEⅡ和兼容机的机会。当时很多器件上的台湾商标要打磨掉，才能带进关。后来，家里实在放不下那么多机器，就买了一个小工厂，在工厂里组装兼办公；后来，买了三个工厂；再后来，买了非常好的办公楼，工厂和办公楼分开了；再后来，张家买了气派的金山大厦。家里开始有了两辆车，母亲第一次坐上了长奔驰，特别高兴。“母亲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她很孝顺，知道要多拿点钱，给外公外婆。”
张旋龙全家福(1979年)
回乡
1985年，泉州华侨大厦。张旋龙在帮母亲安排一次比一次大的聚会。这次安排到了好几百人一起吃饭。亲朋好友络绎不绝地来访，满脸兴奋的母亲见人就发红包。
母亲这次回泉州一方面是省亲，一方面是检查身体。尽管家里已经很有钱，母亲还是不舍得在香港看病。不幸的是，在泉州竟没查出母亲所患的癌症。
张旋龙至今都后悔没在香港为母亲医治。父亲的朋友是广州肿瘤医院的院长，将母亲送到广州时，母亲已经走不动了。后来，母亲的嘴巴烂了，几个月不能进食，瘦得不得了。母亲很痛，一直打吗啡。全家守在她身边，没有办法。
母亲临终，最大的遗憾是没见过在台湾的姑姑。就是这个姑姑说服张旋龙外公赵九如让母亲读书。
每月，张旋龙会到母亲坟上烧几次香。无论是随江泽民总书记还是随胡锦涛总书记的APEC企业家团出国访问，每当张旋龙感到荣耀的时候，张旋龙都会想母亲，想起母亲的时候，很快就会哭。“母亲和父亲的感情非常好，父亲是客家人，大男子主义，母亲非常善良、传统，读过书，但政治上的事情了解很少。一生依着父亲依着小孩。”不仅是每月上香的时候，有时在电视上，看到别人的母亲，张旋龙也会黯然至于泪下。
2005年4月，湖北卫视《财智时代》拍摄现场，一个半小时的专访行将结束，主持人突然问了一个经常问的俗套问题：“你最难过、最遗憾的事是什么？”久经沙场的老江湖张旋龙一分钟前还谈笑风生地从容应付主持人任何刁钻的问题，此时竟一下子哽咽起来，完全不能抑制住自己的情绪：“母亲死得早，她操劳一生，未享到我的福，未看到我出息……”
来源: 刘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