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陶求变
作者: 刘韧、张永捷 | 日期: 2018-05-28
（2010年的周明陶）
本文写于1997年。
周明陶， 1944年10月18日生于上海。1968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1970年至1974年，在黑龙江省巴彦电子仪器厂任技术员；
1974年至1978年，在机械部第一设计研究院任技术员；
1981年至1984年，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助理研究员；
1985年至今，任北京希望电脑公司总裁。
周明陶的今天是周明陶自己给自己安排的。如果他不是一直在奋力改变着自己的境遇，不是以不到五年的频度更换着自己的发展空间，那么，他极有可能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停顿下来，仅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电子仪器技术员、计算机维护技术员或者一名科学院研究人员，但他最终成了希望公司总裁。
周明陶不喜欢把偶然的因素说成必然的结果，他认为人生“真正要学会的，是在偶然中抓住机会，并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1968年，周明陶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因父亲是上海开绸厂的资本家，所以，他“只能被分在没有保密要求的地方”。这样，大学毕业生周明陶在“五七干校”一待就是两年，最后他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被分配到公社中学教书，是因为周明陶在偶然之间显示了他的智慧——周明陶所在干校拉酒糟的车出了车祸，第二天，还要出车，但谁也不敢去，周明陶心想“哪会第二天还翻车”，就主动报名出车，第二天只有两个学生去，其中一个是周明陶，后来，县组织部因此觉得周明陶这个学生不错，不娇气，就把他分配到了县电机修配厂。
在黑龙江巴彦县电机修配厂，当了4年技术员的周明陶干出两个电子产品，使这个电机修配厂更名为电子仪器厂，但周明陶并没有安分于县城的狭窄空间，他把寻找机会的希望寄托于母校，因为周明陶知道，自己“在学校读书是绝对的尖子，哈尔滨工业大学也觉得这样好的学生分到县城不是很合适”。周明陶的判断是正确的，学校很快出面为周明陶联系到了机械部第一设计院。“对机械部第一设计院来说，是从哈工大调来了我和我爱人，而对我来说，是从巴彦县城调到了设计院。如果直接从巴彦县调到机械部，人家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不会要我。”
1974年机械部第一设计院的工作机会使周明陶进入了计算机领域。周明陶先到天津培训了三个月，跟着工厂调试了两台机器，因为周明陶“那时候年青，一下超过了所有一起去学习的人”，在机房里面，周明陶能修任何一种设备。在那个时候，周明陶就意识到计算机真正的核心是软件，并写了一个计算机绘图接口程序。那时候计算机非常不稳定，停一次电，要维护两三天才能恢复，周明陶在设计院应该说很有用武之地。
但是，周明陶很快意识到计算机在设计院里只是辅助工具，如果他的理想只是帮助设计院做结构计算，在设计院还可以，但如果想在计算机方面做出成就，却要另寻出路。34岁的周明陶最终通过1978年考上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系研究生，又一次找到了自己的新出路。在研究方向上，周明陶选择了当时计算机行业一个非常先进的领域——数据库机器。因为当时数据库数据越来越大，通用硬件在作检索的时候，可能需要用几个小时，才能检索到要寻找的目标，因此需要一种硬件检索机。
但从事这个研究方向没多久，周明陶就敏感到硬件检索并非大势所趋，他看到了硬件发展很快，“并不是非要用硬件的专用设备来解决检索问题，硬件的通用设备也能解决问题。”
于是，周明陶就逐渐把研究方向向数据库管理系统转移，主要研究在网络环境下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检索部分。
我们根本不叫学者
但dBSAEⅡ进入中国以后，给了周明陶很大震动，“如果我们完全重走人家走过的路，而我们又没有那样的应用背景，我们根本跟不上人家。我们想了半天，费了牛劲，每天晚上加班，搞了一个数据库管理系统，和国外同类产品一比，我们根本不叫学者。”
1981年研究生毕业，留中科院计算所的周明陶尽管是他们那一批研究生中唯一一个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在学术上已经有一些地位，而且计算所对周明陶他们也很重视，希望他们在青黄不接阶段挑起大梁。周明陶却认为，这种重视过了头，“老一辈希望我们搞第五代计算机，太不现实。”
周明陶要做应用，一方面是因为周明陶觉得自己做不出来配得上学者称号的产品；另一方面是因为周明陶明白自己年纪相对较大，已没有时间再像二十多岁的人那样从头做起，而他自己的优势在有很多应用背景。
但“当时在计算所谁也看不准到底是搞研究好？还是搞应用好？谁也弄不清楚，应用到底该应用什么东西好？这说明应用产品的开发不可能在研究所进行，必须在企业，因为企业接触所有的应用，面对的就是市场，就是客户。”“计算所当时山头很厉害，都是权威，导师和导师之间隔阂非常深。”周明陶他们那一批研究生打破导师之间的隔阂，每个礼拜三晚上聚会一次，每次聚会有一个人讲他的研究成果以及所在研究领域的新动向。可是，“沟通没多少时间，大家就开始讨论怎么改革？怎么才能发展？怎么样的机制才行？这就导致了办公司。”
从计算所出走
周明陶等16人脱离计算所的想法，起初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招来“他们想挣钱”的议论，“我们不在乎，想挣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也想挣钱。”周明陶们真正引起上下震动的举动是向所长宣布，“如果所里不同意办独立的研究所，就集体辞职。”现在周明陶笑着说：“其实是假宣布”，目的是引起注意。
当时的院党组书记严东生批示：“痛痛快快地让他们成立一个独立的研究室”。研究室还是没有脱离研究所，并没有达到目的。
此时，周光召院长从国外回来，听到这个情况，用了一个礼拜时间，找计算所所长、科学院技术学部主任以及行管局等有关方面沟通意见，最后“找我们全体谈，我作为发言人，跟周院长谈。我们开始是申请办独立的研究所，周院长说，‘申请办研究所现在很困难，原因是要科委评估和办各种手续，难度比较大，如果你们想办公司，我支持你们办公司。’”
“当时，还看不清中国下一步发展方向是不是向市场经济走，办公司是长远之计，还是权宜之计，科学院办的公司基本上以挣零花钱为主要目标。所以，我在办公室打电话办执照之类的，办公室里的其他人就笑话我，他们觉得办执照好像办一个修鞋摊子一样。”
初衷很不一致
1985年1月，41岁的周明陶又一次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挂帅办起了公司，但周明陶立刻尝到了办企业难的苦头。他们本来在计算所想好的所谓“技术驱动”，在市场上一试根本派不上用场，“我们13个人搞了19个项目，在科学院系统里面、在国家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办的展览会上，评选获奖，绝对数字最大，但头两年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营业额。我们太不熟悉市场，太不知道市场是什么。”
“我们做了一个5/8转换卡，公司里所有人都背起书包，到全国各地推销，到处跟别人讲这个东西怎么怎么好。但一试用，马上发现我们的产品意识是极弱的，我自己用的时候，特别好，一点毛病没有，在人家那里一试就出毛病，后来发现是产品电源敏感度太高，把它放在13个不同地区不同电源做测试，结果完全不同。”
产品不行，做任务。“而我们的竞争对手是大学里面的人，他们什么费用都是国家的，做任务对他们来说，只是挣零花钱，而我们要挣发展资金，我们怎么跟他们竞争？”
“搞项目，我们为国家统计局一个项目做了两个人年，仅得到几千块钱。”
“我们都是搞技术的，我原来搞汉字系统开发，HDOS最初版本就是我在计算所搞的一个版本的移植。我们曾经提出过‘全攻全守’——需要开发的时候，我们全体投入。后来发现根本不可能，这不是搞企业。”
面对于此，一起从计算所出来的人有四五个人回去了。其实“办公司，大家的初衷和想法很不一致，有的人觉得办公司是一条路，至于这条路该怎么走，则要不断摸索；而有的人则以为办公司就是结果，有了这个结果立马就会成功，一旦发现，这个结果离想象的很遥远，就离开了。公司第一年，最大的问题是公司发生了大规模的分离。”
“1985年1月份办的公司，1986年1月份，人就分开了。这也是好事，使认识到这条道路很难很难的人继续做下去，使只是凭一种热血沸腾搞公司的人及早地离开了。”
做企业的周明陶感到了自己权限和责任的变化。“原来什么事情都是靠别人，这一下全变成了自己做决定。以前我是一个特别能出主意的人，出完主意，不管别人怎么决定，怎么做，都跟我无关，如果决定让我去做某个事情，我就去做某个事情。可办公司以后，我就没主意了，因为此时再不是我出完主意就算完事的时候了，而是要我决定究竟用哪个主意，而且要把这个主意操作成功才行。”
不做生意无法了解市场
面临窘境的希望公司，在1987年开始意识到不做生意就无法了解市场，就没法和用户接触。
但做什么好？周明陶选择了CAD，这个决策是基于其它公司都搞不了CAD，“当时还没有大批技术人才出来搞公司，出来搞公司的人基本上是研究所认为不适合搞研究、不能搞开发的人。研究所里搞CAD的人，根本不承认PC机可以做CAD，认为像AutoCAD这种产品只是一个游戏，一种演示。”
针对当时应用计算机画图的人学的是俄文，希望公司很快开发出了AutoCAD汉化版，同时推销有关的绘图机和数字仪设备，“这一年使我们翻了身，也认识了市场。”可“当时我们不知道版权，我们以为汉化是合法的。AutoDesk公司要起诉我们，据说，我们曾经在美国商务部给中国的名单上排在很靠前的位置。后来，他们看重我们有开发实力，愿意让我们帮他们推广AutoCAD，这样我们就变成了他们的代理。每卖一套汉化版AutoCAD，我们得先买一套英文版AutoCAD，他们给我们一个相当便宜的价格。当时也有人说，‘不要理它，中国跟他们没有这种协议，根本不在乎。’但如果我们不尊重他们的知识产权，他们以后不会把我们看成他的伙伴。”
1985、1986年，周明陶没钱，也不敢花钱，更不敢向银行借钱，周明陶学会使用银行里的钱要感谢1987年银根较松。当时是银行找公司放款，周明陶“顾虑到期还不了怎么办？”银行就说，可以试着贷贷看，有些项目可以做。周明陶第一笔生意向银行贷了20万元，进了10台设备，在进这10台机器的时候，希望公司已经找到了几个买家。机器出手后马上把银行的钱还掉。这一次的成功使周明陶“发现这是一条好路，当年就向银行贷了700万。”
一做上生意，周明陶就发现资金能在周转中增值，只要流通就有钱。“我们不再想方设法弄课题，要一点钱，没有任何意义，花了很多功夫，最后搞出的东西，还不知道有没有市场，何苦做？”
办公司前，周明陶对理财一窍不通，发了工资往抽屉一放。“1987年盈利不错，我整天想真的挣了钱吗？问财务，他说的话，我听不懂，我说的话他听不懂，我太不懂财务。”周明陶学会财务后，也要求其一个事业部经理都能看懂成厚摞财务报表，能够明白利润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知道钱永远不能停下来。“有些年青人想去学MBA，现在学MBA，还不如先看懂财务报表现实有用。”
在做生意的过程中，1992年，周明陶体会到产品和公司联系起来靠的是品牌，1996、1997年，认识到了规模重要，“滚动发展，规模不起来，必须多方融资，强投入。”
等得起
现在业界风头最劲的是以联想为代表的硬件公司，在民族软件上，我们看到的希望越来越小，希望公司作为一个软件公司希望何在？周明陶态度明朗——要等。“硬件公司几年前也曾有过看不到希望的状态。现在硬件等到了PC制造标准化和没有技术壁垒的机会，上去了。软件也会等来机会。”不知道这个机会是不是不远的将来，国民经济信息化深入发展，需要的应用软件在数量上成指数增长。
在UCDOS上，就能看出希望公司是一个等得起的公司。1987年，希望公司HDOS获全国软汉字系统第一名，在这个基础上希望开发出UCDOS1．0，此版针对COLOER400显示卡设计，可以显示25行汉字，当时的CCDOS只能显示14行。1992年的时候，希望做出了2．0版，但当时正是汉卡如日中天的时候，“2．0没落了”。但希望公司并没有放弃中文平台的开发。系统部继续在做UCDOS，另外一个小组在做OKDOS，另外还有好几个DOS。1994年，硬件性能显著提高，软汉字系统市场重新走俏，希望公司适时地推出了3．0版，一举占领了DOS中文平台绝大部分市场，成为中国软件业界最有影响的软件之一。在汉字系统上希望公司等着了。
在希望图书上，周明陶要慢慢地等着别人理解，在等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放弃继续做。
“图书能够做下来是一种考验，一种锻炼。因为我们没有出版权，成为众矢之的，仿佛我们做了很多坏事。一扫黄打非，就来希望公司查我们。不管怎么来查，我会硬着头皮，跟秦人华一起跑中宣部、新闻出版署。人家另眼相看，我们好声好气地和他们讲，讲我们是怎么怎么一个情况。这一两年来，他们对我们看法完全变了。任何一个国家管理部门只要真管到我们这，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会完全改变看法，认为我们在做利国利民的事情。”
“因为没有出版权，我们一直夹着尾巴做人，如果我们有出版权，现在年营业额2个亿以上没有问题，做到中国第一，也没有问题。”
在等待的过程中，周明陶认为不应该怨天尤人“这个产业没有到这个规模，国家不会想这些事。政策上，我们当然也希望国家有一些采购民族软件的政策，在电子部、科委开会，我不断地提这些意见，但提管提，自己心态还要很平衡，还不能靠它。软件增值税，一事一议还是能解决一些问题，我们不去争取那些大政策，需要国务院批的东西根本不要想，我们去争取一些税务所长就能同意的东西，那多好啊，实实惠惠就把利益得到了。”
能用年青人绝不用老人
周明陶坚持这个用人原则是为了给年青人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待遇比较容易做到，我们有钱可给，难的是了解别人需要的机会是什么。有的人想在研发产品上发展，有的人就想做管理。中国人一般不愿意把自己的想法非常公开说，费你琢磨半天，而且你琢磨清楚以后，还要告诉他，这不是我琢磨出来，是我考虑，你应该怎样考虑，那他就会心安理得地接受了。”
周明陶认为，年青人思维敏捷，没有固有的束缚，“老人不可能脱胎换骨了。”但周明陶同时规劝年青人不要着急，“成功的年青人，愿意一步一步走，愿意在实践中锻炼。在国外，8年才可以做合伙人，而我们一些年青人恨不得第一天就自己办公司。”周明陶还认为，年青人“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想做就不做，要有责任感，要能接受别人的想法。”
对过了30岁，前景比较好的年青人，周明陶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他们从具体的开发和市场工作向管理、组织、战略方面转移。周明陶十分得意于他们吸纳了像UCDOS作者鲍岳桥这样的年青人才，“这些年青人也希望依附在一个大的公司把这个事业做大，对我们来说，永远需要选择最有实力、最能发展出最好产品的年青人来发展自己的产品。”
周明陶友好，和善，慢条斯礼，看上去很容易接近。可周明陶却告诉我们，公司里有很多人不太敢和他说话，因为他批评起人来，不管不顾，曾经把一个手下训得不知道出去的门在哪。
看着周明陶动人的笑容，你想象不出，他当年带领16名研究生离开中科院计算所创办希望公司的挥斥方遒。离去是潇洒的，但周明陶至今没忘，计算所在公司创办初期所给予的支持，“我们在简易楼的房子是计算所的宿舍，我们一开始没有电话，用的是计算所的分机。
周明陶每次求变的胆量由来已久，“文革”时，周明陶背着资本家家庭的黑锅，仍然到处活动。“有可能一件事情没做好，一辈子翻不了身。”各种挫折使周明陶觉得做一件事，不可能很顺利，碰到不顺利的事情很正常，“我们的责任就是解决各种各样的困难。”
但我们在周明陶身上最切身直接的感受还是易于合作。落座第一句话，周明陶问：“咱们怎么说？按你们提纲？”我们说：“你放开谈，不必局限于提纲，成稿后，会传给你确认。”周明陶大方地说，“不用，如何行文还是看怎样更符合你们的写法。”更令人感动的是，谈了一段往事，周明陶竟问我们：“前面这样讲，行吗？”
随和的周明陶有着自己的坚持，他相信企业之间是没有联合，只有兼并和收购，只有大鱼吃小鱼；相信“要当总统就不能有丑闻”，所以，他宁愿资金运作有时候会不方便，还是坚持一本帐。
周明陶有心脏病，因为户外运动对身体极有好处，周明陶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快走一个小时的路，然后回来坐车上班，风雨无阻。尽管周明陶有心脏病，但他的领导方式还是身体力行，尽管他讲自己特别想向提纲挈领转换，尽管他知道提纲挈领的领导是企业变大的标志，但一天下来，晚上回家，如果有几个人没有给他打电话，情况没说，他“就有点忍不住，给他们打电话，问问怎么回事？”
周明陶要问，是因为他认为，虽然“关于技术本身，我根本就不很了解，但是我对方向很清楚，知道哪些东西有做头。”周明陶是中国第一批使用PC的人，计算所从美国带回来的第一台IBMPC机，由周明陶用。1984、1985年，周明陶到处授课，讲DOS使用，“我的生活待遇突然变得相当好。讲一堂课，有30块钱收入。”
最早接触PC，还使周明陶因为是IBMPCDOS使用手册的审校者而结识今天希望图书的领导人秦人华，因此成就了今天希望图书的事业。做图书当然要买版权，但周明陶比较喜欢买外国人的的版权，不喜欢买中国人版权，“中国人不知道版权是一个什么价钱，总要天价，外国人有规矩。”
周明陶的业余爱好挺多，搜集邮票、钱币，养花之类，他想以此调整自己。周明陶看各种中国队和外国队比赛，一边看报纸，一边看比赛，只关心结果，不关心过程。即使是半夜里看的足球赛，也是看报为主。球进了，停下来，看看慢镜头。周明陶只看中国队比赛，世界杯没有中国队，不看。
位置
周明陶说，给人才高工资易，给人才合适的发展机会难。真正的人才要的不仅是高待遇，而是能够大展宏图的位置。不要说位置不重要，那是自欺欺人，不在其位怎谋其政？位置是更多的机会和更为宽广的舞台。
王志刚说，年青同志来了10个，3个找到了位置，7个走了，很正常，因为就3个位置。在这10个人里面，你看中的是这3个人，不是那7个人，那7个人走很正常。王志刚能够直面那7个的离开，是因为他清楚，对这3个的肯定就是对那7个的否定。这肯定与否定之间来不得半点含糊，这过程中必然发生的谈话、疏导、借口、理由、许愿以及口头肯定都是皇帝的新衣。
杨元庆说，联想会在公司向前发展中，不断创造出新的位置给年青人。他说3年以内，只要是人才，不怕找不到位置。不知联想的人才怎样看待那些衍生出来的位置。
位置是一个组织最宝贵的资源。使用它时，应该慎之又慎；拿不准时，宁愿封存，也不要浪费。因为在一个庸人身上浪费了一个位置，不仅意味着这个位置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意味着一个真正的人才会因为再无希望而离去。
来源：《知识英雄》
作者：刘韧、张永捷
摄影：林志国
来源: 刘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