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
作者: 刘韧 | 日期: 2018-05-20
吕谭平是联想的功臣，应当被写进联想的里程碑。没有吕谭平，也一定会有香港联想，但时间和规模可能都要延迟。
1987年底的一个下午，柳传志主动打电话给吕谭平：“想和吕先生合作在香港办家公司。”1996年底的一个下午，柳传志找吕谭平谈：“你不能再当香港联想总经理了。”1985年，柳传志、吕谭平刚接触的时候，吕谭平说，他没有将柳传志当作一个国内的工程师看，因为“他的理念、做生意的手段，都和我们非常相近。”吕谭平认为，“这就很难得了，国内封闭了那么多年。”此时的吕谭平感觉自己能看得起柳传志，所以，和他合作。1996年，柳传志请出吕谭平，曾经不客气地说：“吕谭平逢人便说和我学了很多东西，经常将我的话拿出来引用，但实际上，他真的没向我学到多少东西。”
企业的人事法则不讲感情，不讲过去，只论谁进步了，谁进步得更快。谁慢了，谁就会被拉下来，谁就会被淘汰。
在感情和理智之间，企业迫于盈利的压力只能近乎残酷地选择理智。此时此刻，企业标准和朋友标准是冲突的，柳传志是在做企业，不是在交朋友，所以，他要如此“不近人情”地对待吕谭平。
柳传志用吕谭平，柳传志不用吕谭平，吕谭平都不怨恨柳传志，也不是出于个人的感情，而是因为柳传志无论用不用吕谭平，吕谭平都是联想股东，联想无论由谁干，只要能干得好，吕谭平都有份，吕谭平都能获利。
是柳传志们在1997年之后的艰苦拼搏，让吕谭平的个人资产暴涨，成为超级亿万富翁。所以，每次见了柳传志，吕谭平都会表示感谢。每年联想在香港的圣诞晚会，吕谭平都会到场祝贺。
——题记
香港联想成立仪式上的柳传志
1996年4、5月间，香港联想公布1995～1996财年业绩，亏损1.9亿港币，另外，还有不少死库存，导致香港联想股票由1.33元跌至0.295元。
此时此刻，如果银行对香港联想失去信心，不仅不再给其贷款，反而来逼债的话，香港联想的业务资金周转都会成问题。香港联想处在恶性循环，濒临破产倒闭的边缘。
曾茂朝、柳传志到中国科学院“求救”。周光召和严义勋两个人亲自陪柳传志去中国银行，以科学院的名义担保，让联想拿股票抵押，贷款6000万元，再加上中国银行的特别支持，一共解决了一个亿的资金。
带着这些钱，柳传志匆匆赶到香港。
1996年 生死存亡
亏损的1.9亿中，仅QDI（计算机板卡业务）就亏了1.6个亿，而在1994～1995年财年中，QDI还能盈利8000多万。
打了两个月架
柳传志和吕谭平
1994年3月，柳传志离开香港，回北京和倪光南“打仗”。柳传志知道此次回北京一时难以脱身再回香港。临行前，柳传志反复对吕谭平说：“今后一段时间，我要将全部精力放在北京，香港就交给你了。”
此前，吕谭平虽然名义上是香港联想总经理，但实际上只是QDI总管，香港联想整体调控由柳传志亲自负责。
不得已，将整个香港联想全交给吕谭平，柳传志总有些不放心，柳传志再三要求吕谭平：“一定要坐在总经理的位置上，QDI另选人专门负责。”“你只能采取帮助的方式进行管理，不能事无巨细亲自去管。”QDI是吕谭平一手做起来的，有亲生儿子一样的感情，柳传志怕他放不下。
联想美国分公司的David容被召回掌管QDI，David容能力很强，个性也很强，吕谭平习惯凡事一定亲自管，将帅失和。
1995年，内存价格一度在两个月之内由16/M美元降到2/M美元。而此时，吕谭平和David容“打了两个月架”，16/M美元进的内存条放在仓库里没有人管，仅此一项就造成了几千万元甚至上亿的损失。
认错
柳传志到了香港，先将豪华轿车卖了，然后将公司从高档写字楼搬进廉价写字楼，这些措施省不出多少钱，但能造气氛，打败仗的气氛有了，才好让吕谭平们彻底认错。
开总结会，分析教训，吕谭平总结出的原因是：“市场不好卖。”柳传志就火了：“市场年年都会有高潮和低潮，这还用说吗？”“年年分析总结，就是些生意好做与不好做，总是就事论事地谈事，你们就不能从战略上考虑一下问题？”
柳传志希望听的是：香港联想为什么要做板卡？香港联想的板卡到底在全球占什么位置？最后落实到怎样从现有的层次向上发展？习惯身先士卒具体做事情的吕谭平不习惯这样考虑问题。惹得柳传志经常数落吕谭平“管大公司不知道把几块事情分清楚，给下面人责、权、利，然后，进行评级检查奖惩，而是事事管到底。”
马雪征做过很多年吕谭平副手，特别受不了吕谭平什么事情都亲手指挥，从来不会用人，不会做战略。“他要大家都围着他团团转，他一个人玩十个陀螺，等他抽到第十个发现第一个不转了，再跑回来抽第一个。就看他一个人在那忙。”
不定战略，容易随意。1995年，香港联想上马PCB厂，吕谭平一高兴，坚决要求香港联想所有的主板全用自己的PCB母板。
马雪征、Aders疑问：“第一年生产的PCB成熟了吗？”“要是失败，不是要给全军上下都带来极大的影响吗？”吕谭平不听，反映到柳传志那儿，柳传志也没敢直接说“行，还是不行”，柳传志只是将可能出现的问题告诉了吕谭平，提醒吕谭平注意。柳传志怕自己再插上去，直接指挥，会乱上加乱。此时的吕谭平已经坚决到了任何人都不能跟他提此事的地步，柳传志的话他也听不进。
结果是，香港联想生产的PCB母板明显供不上这边板卡的需求，突然发现生产力不够。吕谭平急了，在资金相当紧张的情况下，立刻购买了大型设备，扩大产能，仅在线测试仪就买了十台，每台几十万元，而实际上四五台就够了。
释兵权
1996年，柳传志重新坐镇香港，吕谭平虽然名义上还是香港联想总经理，但总部的事，全局的事情已经不让他管了，由柳传志亲自管，郭为、马雪征和吴礼益辅佐，所谓辅佐就是做具体事情。
QDI的事，也只让吕谭平管销售，其他事情不让他管，具体实现方式是：安排吕谭平、马雪征代表总经理室下到QDI支持工作，而QDI的具体事务又安排张荣宗和贺志强负责。
这种架构下，吕谭平开始还有随意管理的地方。碰到这种情况，马雪征就召集大家开会，在QDI内部形成集体领导，吕谭平要强，实在争执不下，柳传志就亲自参加会议，一起来谈，最终使QDI在1996年形成了集体领导，不再是吕谭平一个人说了算。
吕谭平很尊重柳传志，但他很看不起别的北京同事，他认为内地人根本就搞不了规模生产。所以，QDI的生产制造他全高薪请香港人，每个人工资高达五六万港币，造成QDI生产中心在广东惠阳，指挥中心在香港。香港人下到惠阳管理生产，连厕所也要分成高级员工厕所和一般员工厕所，这些香港人不熟悉中国情况，劳资矛盾很大。
这种情况下，柳传志原来在QDI安排的王平生和吕谭平打起来了，王平生当年在联想和郭为齐名，柳传志让他做香港联想助理总裁，管工厂。上任前，柳传志反复和他说：“这是一个总体业务，你还没有能力统领全局，你给我忍着，千万不要造成香港和北京的关系不好，到时候，我自有办法。”
王平生还是没忍住，老是说北京怎么样，香港怎么样，最后吕谭平把他开了。柳传志最终调整香港联想，手上总要有人。今天，柳传志无论怎么数落王平生坏他大事，王平生都很服气。
马雪征沉得住气，她一面和这些香港人谈怎么和中国人合作，一面布置自己的力量，在关键部位摆了一些棋子。
QDI亏损，为了开源节流，吕谭平亲手炒了两个工资最高的香港人，趁此机会，马雪征将QDI指挥中心移到了国内，全面接手QDI生产制造业，全用自己的人管理，仅此一项就节省费用2000多万。
郭为没挨过骂
郭为在香港是柳传志右手
1996年情急之下，柳传志将爱将郭为从大亚湾工地调到香港。香港联想当时有14个子公司，郭为一个人管了11个，既要给这些公司“止血”，又要和吕谭平、吴礼益们协调好关系，郭为觉得自己像是个“地下工作者”，“有时候，我和吕谭平、吴礼益意见并不一致，但他们还是一把手，我要听他们意见，我还要对事情的成败负责。明明不是我的想法，我还要去做，而且还要做好，太难了。”
亏损，吕谭平心情也不好，当时很不给人面子，很多北京来的同事都挨过骂，惟独郭为没有。郭为和吴礼益他们处得也很好，而且，还向吴礼益学会了怎样和外商打交道，在吴礼益身上，郭为明白了“做生意其实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相互理解沟通的过程，彼此信任了，很多策略性的东西就会在一起谈，彼此知道了策略，商机也就出现了。”郭为还和吴礼益学会了做生意的“太极拳”，“人家给抛过来一个球，不直接去接，需要迂回。”等等。
虽然在一桩桩生意上，郭为一开始不如吴礼益他们，但郭为看得比他们远，整天想的是联想怎么进世界500强这样的战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别。
郭为说，他能和香港的先生们处好关系的前提是“透明”，“所有的合作都处在‘信’与‘不信’之间，大家在桌面上都会说，你要相信我啊，你不相信我，这事怎么做，但怎么才能做到信任，信任的前提是透明的环境。”“联想和吕谭平、吴礼益他们的合作本意不是等联想长大了，将他们踢出去，而是大家为了共同成长，将各自的优势往里扔，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很希望了解他们，我们也很OPEN，让他们了解我们。”
稳住
调整后的QDI4月亏损900万，5月亏损800万，6月亏损700万，8月亏损100万，柳传志处乱不惊，因为这些亏损都是完全按新的领导班子准确预测的亏损。到9、10月份，QDI开始大幅度盈利，10月盈利1000多万，11月、12月利润也都在1000万左右。PCB厂也在1996年底从亏损进入正常状态。
AST代理业务按计划，到1996年中，应该亏2000多万，到1997年4月1日最后盈利2000多万。但到1996年中，受联想586降价风潮影响，致使AST486卖不出去了。到1996中期，AST代理分销业务亏了6000多万。根据和AST的协议，AST应该承担责任，但因为1995、1996年，AST被南韩三星公司收购，领导人不断更换，AST想不认这笔账，亏损一下全压在香港联想身上。
柳传志质问吴礼益，要求吴礼益与AST谈判，AST最后同意让步，但损失要在未来两年内通过业务，多卖机器返还。
要动吕谭平
1996年11月，美国旧金山，联想最高层会议，商讨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的整合战略。谈到吕谭平问题，柳传志突然说：“我已经下决心了，请吕谭平出局。”大家一下愣住了，尽管此前，大家对吕谭平意见很多，但谁也没有动过请吕谭平出局的念头。
通过近一年的努力，香港联想虽然稳住了局势，但要彻底解决香港联想的发展问题，仅在香港联想内部寻找突破，依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第一个对柳传志说，香港联想应该与北京联想整合在一起的人是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先生。那是1994年3月，柳传志为倪光南问题在海军医院住院的时候，周其仁去医院看柳传志，对柳传志说：“老柳，两下分开，你怎么做都不是。”柳传志一皱眉头：“合不起来，太困难了，怎么合啊，两边互不服气。”柳传志尽管嘴上这么说，但他深深知道周其仁的话是对的。
1996年初，接到香港联想大亏损的消息，柳传志第一个想到的是赶快向银行借款，稳住大局，第二个想到的就是趁此时机进行南北整合。
1996年圣诞晚会
香港联想1996年的圣诞招待会有点特别，往年是大家坐下共进晚餐，1996年，大家站着开了一个鸡尾酒会。
柳传志在台上演讲了30分钟，所有的人全都静静地拿着杯子在听，很多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在香港，从来没见过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会将自己公司亏损的内部原因，包括管理层的原因剖析得这么清楚，而且公布出来。
柳传志讲话第二天，香港联想的股票开始上涨。柳传志之所以要做此番讲话，一方面是想增加股民对香港联想的理解和信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拉开南北整合的序曲。招待会前，吕谭平他们还希望柳传志对外粉饰太平，柳传志坚决不同意。
谈
柳传志向吕谭平“摊牌”是上班时间，在公司办公室进行的。在柳传志的引导下，两个人先回忆了一段往事，叙了一段双方的感情，接着，柳传志谈了自己对吕谭平的看法，称吕谭平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工作也很勤奋。
谈话内容拉到现在，柳传志和吕谭平一起总结前一段的工作，直面香港联想为补住前一个财年巨额亏损而在银行欠下的四个亿贷款，柳传志断言：“背这么大包袱，公司办不下去。”甩掉贷款包袱有一个现成的办法就是配发新股，从股市上融资，但是，“现在香港联想的股票很不值钱，再发新股，股数再变大，股票会更不值钱，公司从此很难见天日。”
稍作停顿，柳传志指出另外一条道路：“就是将北京联想整合进香港联想，将北京联想好的业务，有利润的业务全都装进香港联想，如此一来，可以让香港联想的股价起来，再进行融资，还银行贷款。”
“但是……”，柳传志望了吕谭平一眼，“如果将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整合在一起，统一指挥，这种情况下，香港的同事就不能再在公司里面占重要位置了。”
柳传志将要撤吕谭平的话说得很委婉，本来就冲1996财年巨额亏损一件事，就可以将吕谭平撤职；本来，1996年初一出现巨额亏损就可以撤，但这都不是柳传志的做法，柳传志做事总是“拐大弯”，早打算，慢慢来，最后水到渠成。
但无论这个弯拐得多大，内容都不会变，吕谭平听了以后显得很沉重，他避开柳传志的话锋，开始讲自己这些年做工作多么不容易，讲出现亏损后，自己在香港花了两个礼拜，每家银行都去拜访，而且，将个人的所有股票全都抵押给银行，还签上个人担保，所有财产的担保。这个担保直到吕谭平1997年离开联想的时候，才撤消。
柳传志没打断他，而是仔细倾听。但等吕谭平诉完了自己的苦，话题还要转回来。柳传志听吕谭平讲自己过去的事，其实是让吕谭平有一个喘息的机会，消化一下前面讲的内容，为下面的谈话做好心理准备。其实，在柳传志提出要找吕谭平谈一次前，吕谭平已经多少知道些柳传志的意思了，但是他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谈话最后，柳传志劝吕谭平留下来当董事，独立管一块新业务，吕谭平说考虑考虑。吕谭平接着又说了一些自己为了香港联想付出了怎么样的代价，说了赔钱的时候，他也卖掉了房子等等。
此次谈话前后持续不到两个小时。
哭
柳传志、吕谭平两人私下谈完，最终还要将这些事情放在集体会议上谈。私下谈是为在会议上正式谈做铺垫，免得吕谭平措手不及。
吕谭平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尽管前面已经做了充分的铺垫，正式会议上，吕谭平说着说着，还是禁不住掩面而泣。
吕谭平一面抽泣，一面表示对柳传志的极大信任，一面声明“为了联想，我什么都愿意付出。”
吕谭平很委屈：“1996财年的亏损中，也有工厂从深圳搬到惠阳，老设备清库，甩坏账的几千万啊……”“为联想好，并不等于为我好。”
柳传志也认为吕谭平有值得同情的一面，大亏损后，吕谭平在飞机上睡觉，从美国到欧洲深入第一线指挥业务，柳传志也都看在眼里。但是“吕先生在管理方法上有很大问题，既然让我负责整个公司，我对QDI的想法和他不同，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让他作出牺牲。”根据当时的情况，QDI要做到8亿美元的规模，柳传志认为吕谭平做不到。
曾茂朝、李勤也都觉得吕谭平有值得同情的一面，希望他能继续在公司内部新开发块业务。
倘若吕谭平此时坚决不同意北京联想同香港联想整合，此事就要弄到股东会上去，问题就会变得很麻烦。
北京当时实际控制了香港联想42%的股份，吕谭平、吴礼益他们控制了33%，这样散股的意见就很重要。
双方争执起来，最坏的结果是公司清盘，香港联想分家。而且，这种结果还是比较容易出现的，因为即便散股支持北京联想整合进香港联想，但吕谭平们就此事和柳传志吵翻后，依然还留在公司，这样势必会天天吵架，柳传志又“坚决不愿意领导一个内部成天吵架的公司。”分家则势必使联想元气大伤。
让
3年后，吕谭平回首和柳传志交往，他说：“我记得柳总有句话——听多数人意见，和少数人商量，最后一个人说了算——我也是绝对服从柳总的领导，但是在业务进行之中，我和柳总肯定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工作中有矛盾是正常的，没有矛盾肯定不正常，单一的意见，没有参考价值，业务也比较危险。”但是“我在合作之后，没有‘中港’概念，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公司，香港联想就是联想，没有派系。”
选择离开是吕谭平主动提出来的。回头看，吕谭平认为自己当初的这个决定是对的，“今天联想很强是在国内，让我去领导，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国内市场不是我所强，让我领导海外和香港，我有这个能力。”
“我考虑过听柳总的，去尝试一些新的业务，考虑过创业投资公司，但当时可能一时激动决定离开，这个决定有复杂的感情在里面。”
但是，“我做事情，做人也是，会分清楚事情的好坏，我不是只看我自己的利益，我不是首先考虑我当不当董事会副主席，或者总经理，我考虑的第一条是，南北整合对整个企业好不好。”
柳传志是在一个酒店和吴礼益谈的，吴礼益很潇洒，柳传志一说，吴礼益马上说：“这么做对，我表示支持。”
在柳传志看来，吴礼益谈判很有技巧，宏观判断也很准确，在AST业务上，居功至伟，但柳传志认为，吴礼益更愿意做投机性业务，喜欢做赚大钱的业务，不愿意做以工业为主的业务。但吴礼益在香港联想，他毫无保留地按照联想的方式工作，这和他的喜好有许多矛盾。
另外，吴礼益人情味很浓，对下属抹不开面子，不能严肃管理下属，但责任感使他夹在中间很痛苦。
所以，柳传志刚将手势做出来，吴礼益马上提出辞职。
1999年圣诞节
1999年圣诞前夕，香港，吕谭平的豪华游艇上。阳光灿烂得让人睁不开眼睛，回忆起在联想的往事，吕谭平的笑容也灿烂得让人羡慕。
吕谭平离开联想的时候，卖了两三千万股联想的股票，还柳传志借给他的钱。另外，除了新开的创业投资公司急需用的钱外，吕谭平一直没卖自己手中的联想股票。所以，吕谭平手中一直持有7000万股联想股票，按现在的市值价值35亿港币。而在1996年圣诞节，柳传志请他离开的时候，他手中的联想股票市值还不到一个亿港币。
是联想同仁的艰苦努力，让吕谭平发了财，所以，吕谭平见了柳传志，就说感谢，所以，吕谭平要开着他价值2000万港币的游艇出海请杨元庆吃饭。席间，杨元庆告诉吕谭平，QDI的利润又创了新高，吕谭平连称：“了不起，了不起。”
吕谭平离开香港联想时，股价在0.9元到1.1元之间徘徊，柳传志对吕谭平说：“你以1.3元的价格将还账的股票全卖给联想吧。”吕谭平有些犹豫，柳传志对吕谭平说：“此时，你再不卖股票还钱，股票跌了，你就要自己负责了。”柳传志迫使吕谭平在1.3元将两三千万股票全卖给了联想，后来，联想股票马上升了，吴礼益当时不太听柳传志吓唬，说要看看。吴礼益是在每股2块多的时候还的联想钱，要不老付利息，他也受不了。
1985年众里寻吕千百度
被轰出门
认识吕谭平之前，联想做IBMPC，但没有IBM代理资格，是通过关系从香港中银集团电脑部办的四维公司那里“拿货”。中银集团买了很多IBM大机器，IBM就让四维当IBM代理，在1985年，IBM代理就是钱。
联想和四维的合作方式是：联想在国内为四维找客户，利润两家对半分。柳传志亲自负责这项业务。
1985年的一天，柳传志听说国家体委要购置14台IBMPC，立即找到体委的王科长，王科长对此事没有最终的决定权，决定权在体委器材处。柳传志又找到器材处，器材处开头不同意给柳传志做，但架不住柳传志态度诚恳，磨了一天，最后点头通过了。柳传志乐坏了，当时代理一台IBMPC有5000多元的利润。
国家体委的这笔外汇在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按当时政策，仪器进出口公司有权最终决定从谁那儿买这批机器。体委点头后，柳传志就去找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
在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柳传志遭遇该公司一位最低层的业务人员，他对柳传志一点都不客气，劈头就问柳传志：“我们有自己的进货渠道，这批机器凭什么给你做？”
柳传志耐心向他解释，并亮出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牌子，当时全社会都敬重科技人员，这个牌子在很多地方屡试不爽。但这个业务人员却不理这茬，听了柳传志的解释，他反倒急了：“你到底是计算所的？还是四维的？”
柳传志知道再说自己是计算所公司的就和代理IBMPC更搭不上界了，于是,说自己是四维的代表，业务人员非常得意：“四维的代表？那就是外商了，这个楼不准外商在，你给我出去。”此时房间里很多人，柳传志异常尴尬地从房间里退了出来。
出来后，柳传志心里很不舒服，但过了一会儿，他“就找到了安慰自己的理由——‘我不跟他一般见识’”。最后这单生意还是做成了，柳传志找到了轰他出去的人的同学说好话。
一字一句，血泪浸透
柳传志蹲在深圳，给香港四维公司写信，写到痛处，泪流满面……
联想在轻工业部抓住一个大单，100台IBMPC代理费可以赚4万美元，另外，轻工业部还要联想提供全套的服务，又可以赚3万多美元。
4万美元的代理利润当然要和四维平分，3万美元的服务费则和四维没关系，这些事前都和四维说好了，四维也同意，但没有立下明确的字据。
四维是一个国营单位，中途换了总经理，新的总经理不清楚这个事先的约定。结算时，将3万美元的服务费也给平分了，联想去交涉，对方爱搭不理。
想着3万美元挣得多不容易，平白无故被人分去一半，柳传志怎不伤心。
柳传志给四维新总经理写的这封信果然见效，过了两三天，四维从香港那边来人解决了此事。
通过此事以及以往的合作，柳传志痛感四维公司并不是理想的合作伙伴，“国营公司，速度太慢。”
初识吕谭平
柳传志在计算所食堂小间请吕谭平吃饭，柳传志突然按住吕谭平的筷子，扭头吩咐人“换一双”，那双筷子上面沾了一只死苍蝇。
1985年下半年，张祖祥在北京民族饭店见导远公司副总经理吴礼益，导远当时有一个联接卡的产品，张祖祥去谈合作。
后来，导远公司老板吕谭平来北京想见柳传志，张祖祥问柳传志见不见，柳传志说当然要见。柳传志们当时特别想和海外建立一些联系。
当时联想很小，中关村有名的是“两通两海”。但吕谭平觉得和柳传志能够谈得来，“可能都是搞技术的吧。”吕谭平认为“我和柳总都是单纯的工程师生意人。”
联想挣的第一笔奠定联想基础的“大钱”，就是1986年4月从吕谭平那里代理的500台IBM机器。这笔生意，柳传志将吕谭平的利润压得很低，只给了吕谭平5%，吕谭平认了。
后来，联想又同吕谭平做了一单兼容机生意，一共50台，但这次机器的质量不好，联想找吕谭平，吕谭平给换了，联想因此觉得吕谭平这个人很讲信用。
这单生意吕谭平做赔了，他同意给联想换机器时，并没想到以后会和联想合作创办香港联想。这就是每单生意都讲信誉的好处。
和吕谭平做生意的同时，联想也在试着和其他香港公司做生意。当时在中关村做生意，在香港没有窗口不行，在香港没有窗口的企业只能在中关村内倒来倒去，处在食物链的底层，永无出头之日。
1986年，联想做第一批汉卡，从香港进零配件，货没到，先给港商开了信用证，没想到这个港商是奸商，发来的元器件都是次品，做汉卡用的插针全是磨过的。
柳传志要找港商算账，但信用证已经开过去了，港商哪里还肯理你。按规定，信用证在到货之后，不管货物的品质怎样，马上就能兑现。柳传志找到中国银行，银行的人很同情联想，在文字上找缺欠，争取到了推迟10天兑现信用证。
得到这宝贵的10天拖延，柳传志让手下马上打电话给港商：“这是在中国，你以为信用证到手了就可以拿到钱，没那事！”港商拿信用证果真没兑到钱，心里慌了，急着找律师和联想谈判，最后赔了联想2万多美元。柳传志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信让这个港商不敢不相信，其实10天之后，不赔联想一分钱，信用证也能兑现。
几经交往，吕谭平从众港商中脱颖而出，在柳传志心中树立了信任和信誉。
初到香港
在1985年，香港之于中关村来说，相当于现在人们眼中的硅谷。1985年，柳传志第一次去香港，比现在中关村小老板去硅谷还寒酸。
到哪儿去，能走就走，不能走，柳传志就坐电车，电车六毛钱，汽车要一元钱，地铁太贵，柳传志一次没坐过。
柳传志父亲的朋友请柳传志在香港吃的那顿饭，柳传志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那顿吃的是螃蟹。吃完饭，人家一招手喊了一辆出租车，递上钱说：“多了钱找给他们。”柳传志暗道：“这家伙真阔。”
此番去香港，柳传志带了助手甘洪，晚上住在朋友家里，柳传志让甘洪睡床上，自己睡地下。躺在地上，柳传志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让甘洪舒舒服服到香港出趟差。
1988年，香港联想成立，经济状况好了起来，柳传志就特别希望甘洪能有机会到香港出趟差。1991年，甘洪终于有了一次到香港出差的机会，柳传志知道后，特别高兴，专门打电话给甘洪：“你来了，我到机场接你。”
临行前的北京机场，积劳成疾的甘洪突然站不住了，半身麻木，但甘洪坚持要上飞机，他一面冲人挥手，一面咬着牙说：“柳总还在香港等着我呢！”送行的同事立即将甘洪送进了医院，甘洪得了半身不遂。
在香港，柳传志看了吕谭平的公司，当时吕谭平的导远公司也就十几个人，有个自己的货场，公司虽然不大，但“像个办公司的样子。”柳传志也看了四维、奇士等几家香港公司，心里算是有数了。临走时，柳传志对四维说：“今后会多和吕谭平的导远做生意，希望四维谅解……”四维完全能理解柳传志的选择，他们也知道国营公司速度慢的弊端，但没法改，也改不了。
1988年诞生
“大门市”
吕谭平到北京，联想在中关村的“大门市”刚租下来，兴奋之中的柳传志，拉吕谭平去看。指着正在装修的门市，柳传志对吕谭平说：“一年租金要70多万人民币。”吕谭平一面点头,一面连称：“相当不错，相当不错。”
1987年底的一个下午，柳传志拨通了吕谭平的电话：“吕先生，你考虑一下，咱们两家可以合作办一个公司，将饼做大。”
吕谭平撂下电话，就去和自己的合作伙伴吴礼益、张立基商量柳传志的提议。没用多长时间，吕谭平们就决定和柳传志们一起干。“饼干”与“比萨饼”之间的“大小”道理谁都明白，关键是能否信任对方，信任对方的人品与能力，吕谭平通过和柳传志的生意和交往，信得过柳传志。
但吕谭平们还是愿意给自己留条后路——既和柳传志搞合资公司，导远也接着做。柳传志坚决不同意，柳传志怕吕谭平们分心，而且，两个公司“利益上也很难分。”
为了合作的事，吕谭平经常早上从香港赶到深圳沈阳宾馆，一面和柳传志吃“一毛钱”的早餐，一面谈判。一天，吕谭平实在不想吃沈阳宾馆的免费早餐了，就对柳传志说：“柳总我请你吃回饭。”他们去了一个度假村，柳传志记得那次吃了冬瓜盅。
吕谭平久在国内做生意，接触的公司不少，但有些公司生意做大了，“就有点瞧不起别人”，有些公司做生意不讲信誉，不付吕谭平货款，害得吕谭平四处追款。和联想合作之前，吕谭平的国内生意一共亏了100万港币，都是因为收不回钱。
思来想去，吕谭平答应了柳传志的要求，彻底和联想绑在了一起。
一封家书
柳家。柳传志和父亲为了让不让吕谭平当香港联想总经理的事，争来争去，脸都红了。柳传志母亲急忙上前劝：“你们父子俩……”
创办香港联想，吕谭平没钱，联想也没钱，必须靠银行贷款，而银行的钱从来不借给没有钱的人。吕谭平贷不到很多钱，柳传志也不太行，想用银行的钱办香港联想，必须拉一家能从银行贷到钱的大公司参股进香港联想才行。
柳传志父亲80年代初到香港创办中国专利公司，到1988年已经发展到了很大规模，柳传志想将中国专利公司下属的中国技术公司拉进香港联想。
全都设计好了，柳传志让董事长找柳老先生说，柳老先生要避嫌，对曾茂朝说：“没有老子和儿子办公司的。”此事，走了“新华社香港分社表示支持”的过场，最后得以顺利实施。
就这样，联想、吕谭平的导远公司、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各出资30万港币，三方各占33.3％的股份，组成香港联想。
在公司人选问题上，柳老先生信不过香港人，他怕柳传志不在香港，香港人捣鬼，所以，一定要让张祖祥当香港联想总经理，让吕谭平当副总经理。
柳传志认为这样安排没法做事，“我们不是要将你的钱看住，我们是要在香港开展业务。”“我和吕谭平接触过一段时间了，吕谭平不是你所说的那种人。”
柳老先生打断柳传志：“你对香港了解多少？你在北京，不在香港。我贷款担保，钱真出了事，谁负这个责任？”柳老先生坚持己见，柳传志很丧气。
当面争执不下，柳传志给父亲写了封长信。信的开头，柳传志先将父亲夸了一通，说自己的家庭是一个非常民主和睦的家庭，兄弟姐妹从来没有为了任何一件物质利益发生过摩擦。今天能为了工作，父子俩很严肃地谈得不很愉快，说明了“你的民主作风”。
然后，转折到“你很有经验，在宏观上你都懂，但是在和这个香港人的接触上，你可能没我了解，我已经和他做了很多笔生意……”
接着，以情动人“和你比，我经验差得很远。但是，我毕竟是40多岁的人了，办公司前三年中，吃尽了千辛万苦，现在我已经对我的工作有了一个成熟的了解，希望你能够支持我工作……”
此信果然有效，柳老先生很快同意吕谭平出任香港联想总经理。柳传志父亲对香港联想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柳老先生亲自出面请香港中银集团副主任林广肇视察香港联想，很多银行的经理陪着。在香港，最让张祖祥解气的是，吕谭平不敢到柳传志父亲那里去，因为中国专利公司是大公司，吕谭平有些怕，张祖祥敢去。
一半是怀疑，一半是钦佩
周光召到香港办事，马雪征负责安排行程。柳传志得知后，吩咐王晓琴“你的任务是盯住马雪征，让周院长给咱们剪彩。”
王晓琴找到马雪征，说明来由。马雪征告诉她：“周院长行程已经安排得很满，没时间。”王晓琴笑眯眯地站在门口不走，马雪征没法，只好让她坐，王晓琴坐下就开始说我们公司怎么困难，我们公司怎么有前景。马雪征生生被她说动了。
1988年6月23日，香港联想剪彩仪式在一个很破旧的工厂大厦里举行，公司的办公室更是旧极了，公司一共才十几个人。
可柳传志在台上的讲话一点都不显“小”，柳传志抱负非常大，香港联想第一步准备怎么做，第二步准备怎么做，柳传志全讲得清清楚楚，那种斩钉截铁的语气，仿佛已经将事情做成了似的。
马雪征时任中国科学院外事局主管，首相、国务卿、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等政要名流接触过很多，见过的大阵势，大公司也很多，但马雪征没见过联想这阵势，没见过联想式的执著与奋进。此时的马雪征一半怀疑“这可能吗？”一半钦佩“柳传志的气魄”。
这是马雪征第一次见柳传志，两年之后，马雪征找到柳传志说：“我要加入联想。”
典礼完，开新闻发布会，柳传志对记者们说，香港联想第一年营业额要超过1000万美元，柳传志说完感到记者们没反应，柳传志以为他们听不懂普通话，实际情况不是香港记者听不懂普通话，而是他们听惯了国内厂长经理们在香港吹牛，所以，也没拿柳传志的话当回事。
香港联想第一年营业额做到了1.2亿港币，远远超过了1000万美元，再次召集记者们开会，没等柳传志开口，记者们就开始关心香港联想是怎么做的？有什么“高招”？“瞎子背瘸子”的经验就是在那个时候总结出来的。
用AST提起第一桶金
AST对吕谭平说：“6月份AST财年结束，这之前要大卖一把，对股市有个交待，吕先生能不能帮帮忙，多进些货？”吕谭平拍胸脯说好，但吕谭平也有个条件，“多进货可以，但6月的前半个月AST亚太不准再向外销售机器，容我慢慢出机器。”
AST同意，两家成交，这就是当时所谓的联想AST策略联盟之一。
香港联想之所以能和AST这么有默契，是因为吕谭平在AST早就“有人”，AST亚太区经理中很多人都在导远干过，是1985年国内银根紧缩，生意不好做，导远收缩，这些人才去了AST。所以，此时吕谭平特别容易和他们沟通，知道他们的喜好以及风格。
最终选定代理AST，也是吕谭平极力推荐的结果。1988年之前，北京联想主要代理IBMPC，但是IBM后来主推的“微信道”技术极不成功，加之IBM又在日本做了一个所谓的“汉字PC”，和联想汉卡存在冲突，联想产生了更换门庭的想法，四处寻觅新的代理机会。
当时，柳传志们到香港不太方便，吕谭平就将ASTPC等PC送到深圳，柳传志领着人在深圳看机器，柳传志选中了AST，然后，将ASTPC送到北京验机。
从1987年起，北京联想开始试推AST，一下推开了，中关村满街都是AST代理。1988年，有了香港联想的平台，第一件事情就是将ASTPC代理做大，北京香港联手也有了做大的条件——香港联想有北京联想保底市场撑着，就敢向AST多定货，开始一个月订1000台，后来一个月订3000多台，反正北京联想能卖掉，一个月卖不完，就卖两个月，当时PC不存在价格老跌的问题，不太怕压货。
香港联想不仅将ASTPC批发给北京联想，还给国内其他代理商供货，进货量大——价格低——出货量大——进货量更大——价格更低的良性循环形成后，香港联想几乎垄断了AST在国内的市场，香港联想当时代理AST机器毛利可以达到20%到30%，一年赚了1200万港币。柳传志承认：“头一年1200万的利润主要是吕谭平他们挣的，关系都是他们的关系，我主要是贷款，在销售上面没起什么作用。”当时的情形是“AST好卖得不得了，张立基他们狂得不行，所有的人都求他们。直到1992、1993年，Compaq都被AST压在底下。”
吕谭平早就担心过自己的位子
即便在AST大赚其钱的时候，吕谭平也生怕柳传志对他说：“吕先生你就不用干了，北京有那么大的客户，你们就供货就好了。”
吕谭平是聪明人，他清楚，如果他没有太大附加值，如果他不进步，他的地位迟早岌岌可危。吕谭平当时的优势在于熟悉海外市场。
正当吕谭平寻思自己将来怎样定位的时候，吕谭平一个做板卡的朋友蒋国辉找到他，表示愿意和香港联想合作做板卡，板卡业务需要有很强的海外市场能力，正中吕谭平下怀。
吕谭平非常积极地问柳传志：“有没有兴趣向板卡制造业发展？”吕谭平说动柳传志的理由是：“单靠国内市场，有经销商的风险，光靠做贸易，一条腿站不稳。”所以，“要把业务分成海外和中国两块。”此时做工业，也正合柳传志“贸工技”整体战略的胃口，柳传志很放手地对吕谭平说：“你去谈吧。”
在新的合资公司里面，蒋国辉将自己的板卡厂合并进来，占45%股份，香港联想占30%股份，北京联想占25%股份。香港联想中有吕谭平们的股份，北京联想的股份中没有吕谭平们什么事，柳传志在用“蚕食政策”增加北京联想在香港的股份。选择QDI增加北京联想股份，是因为做工业一直是计算所出身的柳传志们的夙愿，所以，要在里面“说话算数”。
倪光南带着十几个北京工程师来到香港，设计板卡。商人出身的吕谭平开始和技术出身的倪光南进行磨合。
倪光南们开始不愿意用韩国、台湾产的元器件，喜欢用美国的元器件，吕谭平告诉他们做企业和做研究不一样，“不用台湾元器件，怎么跟人家拼价格?”“对商业来说，用最好的元器件，做出最好的产品不能算成功，用最便宜的元器件，将它做到最好才算成功。”
做研究，差一点没关系，只要核心对，原理对，就没问题。但是做产品，“用户管你差一点，还是差两点，不能用，马上得退货。”
板卡设计之初，解决了一个问题，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没有一套系统性的测试。QDI第一个测试标准，是吕谭平和技术人员一起制定的，“我相当于半个R&D的副总裁，早上10点钟开会一直开到晚上，天天在开会。北京的工程师技术都非常好，但我要向他们灌输商业观点。”
两年之后，QDI开始盈利，吕谭平又提出做PCB板厂。“我喜欢挑战，一天上半天班，对我没意义。”
“6.4”第二天柳传志飞到香港
1989年6月5日，柳传志慌慌张张乘机赶往香港。中关村内盛传柳传志和万润南一起逃跑了。临行前，柳传志通知张祖祥不要将自己赴港一事告诉吕谭平，“更不要让他到机场接我。”柳传志怕自己一见吕谭平立即就在机场对他发火，柳传志不想两个人在机场发完火就算了，柳传志“必须当着所有人的面发作。”
柳传志发这么大火的原因是：1988年底成立的合资公司到1989年6月，将柳传志在国内贷的100万美元，“亏得快没有骨头了。”
将所有的人都叫到面前，柳传志满腔怒火，“我今天是个要跳楼的人了，这100万美元是我在国内的全部资产，如今全丢了，我没脸面再在世上活了。”“一个要跳楼的人说起话来百无禁忌，但我说什么，你们必须听着，不听不行。”“吕谭平，今天也要打你的屁股。”
打完“吕谭平屁股”，柳传志宣布将蒋国辉撤了，蒋国辉愿意就此退股，不干了，吕谭平想要蒋国辉还清账再走，柳传志摆摆手：“蒋是一个老实人，就让他走吧。”“倪光南要告我，那个时候就可以告，因为我没有让蒋还清账，但如果我不让蒋退出的话，他今天在联想的股份也少不了。”
吕谭平被打了屁股，依然很佩服柳传志“能关在房间里，早上九点到晚上六七点，几天几夜，一路总结经验教训，直到找到答案和出路。”
此次赴港，柳传志带了周晓兰和陈恒六，并任命周晓兰为香港联想副总经理。周晓兰在国内没有这么高的职位，给周晓兰这个头衔最重要的原因是周晓兰“厉害”，柳传志怕香港人欺负北京来的人。
望天亮
一直到凌晨3点，吕谭平依然睡不着觉，他索性坐起来，走出去，爬山，爬到山顶，坐在那里，一边望着天亮，一边想公司该怎么搞。
1990年，吕谭平赴澳大利亚移民的申请批了下来，柳传志很害怕吕谭平此时甩手走了，此时香港联想还离不开吕谭平，离不开吕谭平去开拓海外市场。
吕谭平向柳传志保证只送妻子走，自己不去澳大利亚。柳传志很认真，带吕谭平到律师那里签法律文件，确保吕谭平跑不了。
吕谭平跑到美国谈显示卡芯片价格，对方的总裁说：“你一个月才做3000套，人家做3万套，我怎么给你好的价格，你做到一个月3万套，我给你全世界最好的价格。”吕谭平说：“我凭你一句话，回去就做了。”后来，香港联想做到了全球最大的显示卡生产商。
对方果然给了吕谭平最好的价格。吕谭平与人合作的信条是：“选一个合作伙伴，互相真心支持。”如果“你骗我，我永远不回头。”“你骗我一次，就彻底算了，我没有时间，缠在你屁股后面，跑来跑去。要合作，真正合作，不合作就拉倒，我再找别人算了。时间和科技都跑得很快啊，扯来扯去，没多大意思。”
吕谭平在洛杉矶成立了香港联想第一家海外分公司，在德国成立了第二家，一年开三到五个Office，四五年下来，吕谭平在全球开了21个分公司，那段时间也是板卡最好做的时间。香港联想的板卡卖到海外去，使当时的北京联想声威大振。
弃AST做联想PC
1990年，北京联想宣布，国内不再直接代理ASTPC。1989年，香港联想代理ASTPC的业绩是2亿的营业额，利润差不多2000万，这么好的势头，为什么不做了？
1988年底，1989年初，李勤、柳传志与AST高层商量做“AST联想”联合品牌PC一事，AST很傲慢：“我到中国来，还没有一家企业能在技术上和AST合作。”
李勤不卑不亢：“我不管别家公司怎么样，联想要做包含自己品牌的PC，首先和AST商量，是因为同AST合作了两年，合作得非常好，所以，先找你们，即便你们不愿意，我们也必然要出我们自己品牌的PC。所以，我们可能找别人合作，也可能独自做——这对咱们未来的合作可能会产生影响。”AST没太拿李勤的话当回事。
和AST联合品牌没成，还碰了一鼻子灰，联想就没再和其他大公司谈，AST这个当时还比较小的公司尚且不肯，HP、IBM就更没可能做。据李勤回忆：“他们当时找联想，就是想让联想多卖他们一些机器，没别的目的。”
柳传志、李勤、倪光南商量做联想PC一事，分析的结果是：北京联想既做AST代理，又推联想品牌的PC。最坏的情况“AST认为我们产生了二心，不好好供货，联想品牌没打出来，AST也做不成了。”最好的情况“联想品牌打了出来，AST也能接着做。”李勤坚决主张做联想PC，不再做AST，倪光南也主张做联想品牌的PC。
就这样，北京联想分出一小部分人专门代理ASTPC，大部分精力用在了自己品牌的PC上。AST开始不以为然，双方僵持到1990年7、8月份，AST沉不住气了，回头找到联想，问能不能重新开始做联合品牌的PC。李勤对他们说：“市场，你们比我清楚，时机特别重要，时过境迁，这事再谈也没有什么意义。”
整个1990年，联想一共售出2000台PC，到7、8月份，才卖了1000多台，尽管数量非常少，但李勤觉得前途特别光明，“到1990年再和他们做联合品牌，在国内市场上也未必占到多大优势。再说，他们居高临下，从自尊心上，我们也懒得接受这种谈判。”李勤“非常感谢”地将AST送走了。
李勤嘴上尽管很硬，但是他心里清楚，当时主要的盈利手段还靠代理，汉卡已经不赚钱了，板卡业务有赔有赚，以赔为主，放弃代理，联想PC真的做不起来的时候，“盈利从哪里来啊”。
一向现实主义的柳传志们甘于冒这个风险是因为在1990年，他们已经看清楚了一定要“做开发，做自己品牌”，当时PC还没有进入OEM时代，主板部件都要自己投入研发生产，做不出PC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柳传志们“坚定不移，赔钱也做。”因为“将来贸易一定不好做。”“如果当时不是咬牙挺住了，哪有现在的联想微机啊，这就是比四通稍微高出来一点的地方。”
但联想PC一开始做，果然质量不好，管理上也不顺，出了很多问题。1991、1992、1993年打不过国外品牌，不仅是因为“外国品牌厉害，自己能力上也差点劲。我在香港为北京这边着急，接着就出孙宏彬事件，老同志能力上不来，没有新的战略想法出来。”好在1992年，QDI赚了一千多万。北京的同事到香港一看，会“啊”一声：“还有这块基业！”
四面佛
1992年9月16日，“香港青年工业家奖”颁奖晚会，吕谭平以在香港联想的骄人业绩当选，柳传志为吕谭平感到高兴，专门做了一套礼服，参加晚会。就在这次晚会上，柳传志突然感到天旋地转，他的美尼尔斯综合症第一次爆发了。
1991年，联想板卡第一次尝到了内存削价风险，在3个月的大降价中，QDI亏损了1700万。
1991年9月，香港联想在泰国讨论对策。工作之余，听说泰国的四面佛很灵，柳传志、李勤、吕谭平们就去各自烧了一炷香，默默许了个愿，柳传志请“佛”帮助解决“黑色风暴”大亏损的问题。果然不到三个月，QDI情况好转了，积压的板子也都卖出去了。QDI那年也赚了1300万利润。
1992年9月16日，是柳传志还愿的日子，柳传志忘记了。
为此，柳传志让司机专门去泰国还了一次愿。后来，柳传志再遇到佛，不敢随便许愿了，顶多是，祝佛身体健康，祝他的事业更大，因为“闹不清楚怎么回事。四面佛真厉害。”
柳传志和吕谭平讨价还价
吕谭平一当上香港联想总经理，马上制定了特别严格的报销标准，他特别怕北京的同事“挣钱不多，花钱特别厉害。”没想到，柳传志比他管得更严。在香港联想还没有赚钱的时候，柳传志让吕谭平们开1万到2万的工资，自己开1000多元，吕谭平们认为柳传志们很大度。
公司赚了钱以后，吕谭平们就不认为柳传志很大度了。每年为工资的事，柳传志和吕谭平总有一争，吕谭平认为既然公司赚了钱，就应该多涨工资。吕谭平认为，柳传志不愿意多涨工资，因为拿不着。
在香港联想里面，柳传志们可以开和吕谭平一样的高工资，但是这个高工资拿不到自己腰包中，要交公，然后，再按照新华社的标准，领每月1000多的工资，柳传志们用“交公”的钱在香港买了14套房子，为北京大股东置了物业。
香港联想上市之前，柳传志认为，吕谭平们的回报就是工资和分红，所以，在工资方面和吕谭平还好谈一些。所以，每年，算清楚赚多少钱，是吕谭平最愉快的时刻，“柳总将钱拿回北京，我们各个股东就将钱分了。”
但公司上市以后，柳传志坚决反对他们涨工资，柳传志想将钱省下来，求发展。
北京同事被瞧不起
张祖祥在香港主持QDI生产，吕谭平很看不起北京同事，底下的员工当然是看一把手的眼色行事。吕谭平给QDI生产部门全体员工开会，员工都站着听；张祖祥开会，员工不仅坐着，靠着，而且根本就不怎么理睬张祖祥。
一天，张祖祥找个理由，将其中一个大不敬者炒了鱿鱼，这个人是吕谭平的关系，放在那里看着张祖祥的。这个人跑回来找吕谭平告状。吕谭平去找马雪征：“这个人的确有很多缺点，但人还是很能干的，是不是可以留下来？”
马雪征立即说：“1997之前，很多香港人看不起大陆人，我完全理解，我作为北京人，还看不起外地人呢。看不起，在马路上冲他们吐唾沫，那是个人道德问题，没人管，但是在一间公司里，老板就是老板，不管他是哪里人。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香港人应该都明白，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的员工，你留着他……，这可是……，吕先生……，比较难做吧……”
“另外，咱们是一级管一级，如果他的直接老板要炒他，吕先生为一个员工‘出头’，这事也不太好吧。”吕谭平听完，连眼都没眨，说：“行了，我明白了。”出去将这个员工炒了。
张祖祥有时候向柳传志抱怨吕谭平，每当此时，柳传志就会对自己的创业兄弟说：“老张，我实在没办法，你说的这个局面是对的，但总体上不让吕谭平做了，我们又怎么办？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实力将他取代。”
吕谭平非常尊重柳传志，香港同事也非常尊重柳传志。因为做事情，柳传志总是能第一个讲出问题的实质所在，将结论总结得清清楚楚，他们的症结，柳传志也立刻给他们指出来。如果会议没准备好，柳传志会要求他们准备好重新开。这样一来，手下自然紧张，而且，当柳传志觉得手下还能管理的时候，就支持他的工作，不直接插手进去。
香港同事对柳传志很尊重，不代表对北京同事都尊重。香港文汇报记者来采访柳传志，北京来的一位同事陪同，柳传志示意同事让秘书倒点水。柳传志秘书是香港人，假装听不懂同事的普通话，不肯倒水。
送走记者，柳传志开始发火。吕谭平太太负责香港联想行政，柳传志对她和吕谭平说：“你们说这事怎么办吧？”两人都说应该裁了，但过了一会，两人又和柳传志说，“还是给她三个月试用期吧？”柳传志急了：“再给一年试用期都行，但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们。”两人二话没说，回去就将这人辞了。90年代初，香港人看不起北京人是香港的社会风气，这种社会风气当然也会带到香港联想里。
柳传志处理这种事情的办法是“决不窝囊，逮住一次，决不手软”，后来，柳传志不特别发火了，他怕自己发完火，吕谭平们拿北京来的其他同事出气。
1994年上市
上市了，柳传志感到很幸福
认识吕谭平、蒋国辉之前，柳传志做生意钱不够，只知道向银行贷款。蒋国辉是上市公司出来的，经历过一点股票上市后变成很多钱的阶段，所以，蒋国辉和柳传志合资办QDI，目标就是上市。
在蒋国辉和吕谭平启发下，柳传志开始朦胧知道了股票和上市，后来才知道，上市是一个公司融资的重要方式，像联想这样的公司靠贷款运作业务，很不划算。
主动借钱给吕谭平
1990年，香港联想注册资金从90万港币增加到1000万港币。北京联想、吕谭平们、中国技术转让公司以同等比例增资，仍然各占33.3%股份。1994年上市前，香港联想还要增资，否则盘子太小，这次增资从1000万港币增加到1个亿，每家再注资2300万。
中国技术转让公司这些年在香港联想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因为香港联想做大了，有了自己在银行的信誉和信任，也就用不着中国技术转让公司的名声去银行贷款了。此时柳传志父亲已经回到国内，不再担任中国专利公司的职务，中国技术转让公司老板也不只中国专利公司一家，在1000万到1个亿的增资过程中，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很快放弃了增资权。中国技术转让公司放弃增资权在今天看来实在太荒唐了，但在1993年谁又能清楚地看到联想今天的业绩呢？
中国技术转让公司放弃的股份，北京联想和吕谭平们可以优先购买，马上就要上市的股份，吕谭平们坚决不会放弃，没有钱，他们最大的可能是向汇丰银行、香港银行借。如果他们采用让出一部分股份的借钱方式，更可能借到。何况香港联想是一个赚钱的马上就要上市的公司。
柳传志不愿意看到吕谭平向银行借钱，没等他们去和汇丰谈判，一谈判就有条件了，柳传志主动对吕谭平说：“你们不是没钱吗，我借给你。”
柳传志自己用于增资的钱也是向中国银行借的，“国内不准借钱做投资，在香港是无所谓的。”专款专用是计划经济下的特殊产物，银行要管企业的钱用到了哪里，其实钱进了企业，几个周转就很难说清楚这个钱是哪个钱，因此现代的商业银行一般懒得管企业怎么用钱，也没法监控，现代商业银行只盯住抵押，到时候能够还钱，还利息就行。
现在不怕他们了
为上市的事，柳传志和一官员吃饭。柳传志做东，按规矩，应该柳传志先敬酒，然后，再开始。这位北京来的官员见菜一到，拿起筷子就吃，没将在坐的任何人放在眼里，吃了一阵，眉头一皱：“有什么话，快说吧。”银行界和企业界的不少名流在座，柳传志很没面子。
柳传志怒火中烧，此人对柳传志也是一肚子气。因为，柳传志找了他上司要求他批香港联想在港上市，在他看来，让香港联想上市等于他个人的一个失败。“这等人不怕任何人，他要谁都怕他。”柳传志说，“还好，我现在不太怕他们了。”
1993年，香港联想在港准备上市的时候，自以为自己是一间在香港注册的公司，和在中国注册将股票拿到香港上市的H股不同，以为自己上市不需要报证监委批准，此时“红筹股”（大股东是中资的在香港注册上市的公司）的概念还没有出来。
正当香港联想为上市紧锣密鼓准备的时候，北京突然出了一道政策，规定像香港联想这样的公司在香港上市必须经证监委的批准。
箭在弦上不能不发。联想一面通过科学院、周光召从上面找人，一面派马雪征等得力干将加快行事速度。
马雪征曾经抱着个玩具，在证监委一位处长家门口，坐了三个小时。那天，马雪征先到办公室找这位处长，不在办公室，打电话也找不着，到家找，依然没人。马雪征想“你总要回家吧。”马雪征决定死等，一直等到晚上10点，总算将事情办成了。
那是1月北京特别冷的一天，马雪征坐在风里，一点“咬牙切齿”的感觉都没有，“我心里很坦然，我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为了让香港联想早点上市。”为上市，柳传志也曾这样等过人，那是在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堂，柳传志两眼死盯住门口，生怕此官员来了，自己没看见，慢待了，就这样盯了两个小时。
尽管上面已经批了酌办，但批酌办没有用，“酌办”到了下面就是“不办”。香港联想最终的上市时间比原计划拖了半年多时间。
致使香港联想在1994年一上市就遭遇香港股灾，上市第一天，股市大跌400多点。
一年当十年用
香港联想股票跌到两毛九，柳传志坐在家里仔细研究当红的德昌电机和震雄两支股票。这两支工业股股价都特别高，股价高，有很多原因。柳传志找出的原因和股评家们就事论事的分析一点都不一样。柳传志将自己的研究概括成四个字：“说话算话。”
“这两支股票股价居高不下的原因是连年稳定，10年一惯地说话算话。股民对他们有信心。”
联想股票刚刚跌到两毛九，怎样让股民在短期之内树立对联想股票的信心？
1997年初，柳传志想出了“一年当十年用”的招数：年初宣布年底要达到的利润，但这个利润数字极度保守。过两月再宣布一个消息——说联想要跟谁谁合并，因此公司利润将增加2%；再过两月再宣布一个消息——称联想PC要降价，因此利润能再增加2%，第二次宣布消息的同时，回顾两个月前第一次宣布的合并消息，并拿业绩证明前一个消息已经实现了。
不停地发布消息，不停地实现。“别人一年说一次话，兑现一次，十年兑现十次，我们一年说十次话，就有十次兑现的机会。”“老说话算话，两年之内就能赢得信任。这样我们就能早点进入稳定期，稳定了，市赢率就一定能上去。”香港股市一年一般公布两次业绩，联想坚持一年公布四次业绩。
谁都想说话算话，要说话算话，心里一定要对自己有底才行。1997年1月，柳传志的底是：“到2000年，联想PC营业额达到8亿美元，7000元一台，实际要完成100万台机器。”将这个“底”交出去的时候，柳传志心中留有余量，“没准杨元庆到1999年就做完了，利润指标也打得很低，才3.5%，完成2800万美元。”杨元庆果然在1999年就完成了2000年任务，2000年，联想PC销量再翻一倍达到200万台应该没有问题。
1997年1月，柳传志对2000年联想股价也有设计，“要做到5至10块钱，市赢率在30倍左右。”到2000年初，联想的股价高达50多港币，市赢率400多倍。
股市三要素
马雪征一直在香港帮柳传志盯着股市
柳传志走进投资基金经理的办公室，第一句话通常是：“谢谢你有时间让我们给你介绍情况。”接着柳传志会问：“你们想听什么？”临走柳传志一定说：“作为股东，你对我们有什么意见？”
只要是股东想知道的，柳传志一定会告诉他，香港股民见惯了“红筹国企”老总什么都不说，这事要研究研究，那事不方便讲的做派，柳传志让他们感觉很好。
“透明”被摆在柳传志“股市三要素”的首位，不仅向外“透明”好的业绩，联想也做危机公布。“红筹股”出现财政危机，联想当天举办记者招待会；台湾地震，联想立即公布地震内存短缺对联想PC的影响，讲明原因，赢得“诚信”印象，就将“危机”化为了“机会”；第二个原则是“不造梦”，决不一次将话说满，时刻留有余地，这样做不但可以“不断地说话算话”，而且，可以避免股民“梦醒时分”的极度失望，极度抛售；第三，争取将散股置换到基金手中，使股票相对稳定。联想是跑长跑的，不想为短期的股市波动紧张。
来源: 刘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