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英雄》后记：我是一名记者
作者: 刘韧 | 日期: 2018-06-20
本文写于1998年。
《知识英雄》被另外一本书“掠夺”性利用了许多内容，我只轻微表示了一下“这样做不好”，该书的作者就站出来质问：“难道不采访，就不能写作吗？”我不敢说“不采访，就不能写作”的话，因为现如今在“资料基础上”的研究之作实在太多了，几乎成了潮流和方向。
也许在这些人眼中，像我等这样采访而来的文字，对他们来说只是重新创作的材料和素材而已，他们认为他们的写作完全可以建立在我等的写作之上，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完全可以重新组织我的素材，写出比我等更好的文章。他们用了我等辛苦采访而来的素材，或许还从心底看不起我等。
Internet时代，“剪刀＋浆糊”作业方式提高到了电子文本的“CtrlC+CtrlV”（剪贴＋复制）层次，实现了“东拼西凑”的“无缝连结”，懂些英文更能使这种运作方式提高国际水平。我不知道这种写作的态度是在“抄袭”，还是在“研究”。都说这是一个信息过剩的年代，但这种过剩决非“原创”信息的过剩，而是因为信息被无限制地被复制造成的过剩。每个自以为高明的信息的复制者，都会在其所复制的内容中，加进一些自己的评论和认识，以为这样就可以高出原作者了。最后，他们将原始的信息“复制”得面目全非。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人。那时我在安徽，但我干的事是，对中国乃至全球信息产业评头论足。当时我所有信息来源就是《计算机世界》，但我的评论被发表在《计算机世界》显著位置，成为《计算机世界》为数不多的特约记者。我应该是一个“优秀”的“攒”文章的人了。1996年，我进了《中国计算机报》，主要还是写评论和述评。我的评论以批评为主，我将自己俨然定义成了业界的“医生”，仿佛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个行业内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我非得大声疾呼让每一个人知道，否则就是失职。这段时间，我很快乐，我觉得我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看他们都醉了，我还醒着。
直到1997年，我才明白，原来我所知道的那点事，别人不是不知道，只是已经说过了很多遍，懒得再说一遍而已。这对我触动很大。我在想，我为什么要到北京来，如果继续写这种“隔靴挠痒”的评论，那么，我回安徽也能写。
在北京的优势是接近新闻事件的发生地，接近当事人，我为什么要放弃这个优势，去和外地的作者比谁的评论做得更好。于是，我开始做《人物素描》。
我在《知识英雄》中写了50个人，写的人多，不免会有朋友对我讲：“你这个人写得不错，那个人写得欠点火候；程天纵、谢克人写得最好，某某写得最差。”如此等等，对于这些话我都没太往心里去，我以为写得好，那是因为被写的人风采照人；写得不好，那是因为被写的人实在没有什么好写（至于为什么非要去写没什么可写的人，这个问题有时候不是一个记者能够左右的问题，需要报社去回答），所以，写得好，写得差都和我没有太多关系。这样说，绝不是在为自己有限的能力推卸责任。
我只是一名记者。我的责任和义务只能是认真对待每一个要写的人，要写的事，不懈怠，不马虎，倾尽我所有的表达方式和采访写作技巧。但我不能保证所写出的每一个人物都光彩照人，给人以启发。支撑人物传记水平高低是被采访人的思想，而对于被采访人水平的高低，我一介记者无能为力。
《知识英雄：影响中关村的50个人》采访过程中最让我生气的是，公司的公关小姐看了征求意见稿后，要求把他们公司的总裁形象塑造得再高大些，有时候，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对他们说：“你们看怎样能再‘高大些’就增加哪些内容”这些人也不知道该增加什么内容，就反问我：“你们当记者还不知道该怎样‘上纲上线’地拔高一个人？”
我只是一名记者。我只会记录事实，有时候也做些锦上添花的事，但凭空的吹捧不要说像我等木讷的人不擅长，就连职业的公关公司对此恐怕也会感到力不从心。《知识英雄》体现的是被写人的思想，作者没有什么思想，所以，看《知识英雄》读者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中国IT产业中谁最有思想，谁最有魅力，谁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学习，谁将永远成为过去。
无论是《知识英雄》还是《企业方法》都是不是“主题”先行的作品，它们是否精彩，很大程度上取决被采访对象是否精彩，所以，在选择被采访对象上，我越来越挑剔，因为，采访对象是我文章的“生命线”。
1998年9月，应《信息产业报》邀请，和几个关心IT的哲学学者以及文化名人探讨IT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我很佩服他们的理论和见解，但我不敢发言。
我只是一名记者。我的任务和职责只是记录下当今IT领域最有见地的思想，以便更多的人知晓，至于我自己实在没有什么深刻见解，否则，我现在不会还做记者。我所有的能力只表现在力争使我的记录成为所有记录中最好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其实并不容易，人和人面对面的思想沟通，能把70％的原意传达给对方已经是很理想的状态，通过记者辗转写在纸上让人理解，50％原意的传达也已经是很高的分值。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准确地传达出了语言的无能。所以，作为一名记者在表达方面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也就说，一个优秀的记者有余地把一名平庸的记者甩得很远。记录是一门大学问，我这辈子都学不完，我永远不会为自己主要只是一名记录员而感到羞愧。
有人将IT媒体的发展分为三个时代：1、新闻时代；2、分析时代；3、洞察时代。有人说现在的IT媒体应该从新闻时代向分析时代过渡，或许他们已经进入了分析时代，但在目前IT媒体浮躁的心态下，我感觉现在强调分析时代还为时尚早，我的理由是：我的周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伪分析文章，懂英文的，从《华尔街日报》上贩卖洋观点，不懂英文的，可以借鉴以下台湾的《PCHome》。
我不愿意这样做，所以，我只是名记者，没有太多思想，不可以站在整个业界的高度高瞻远瞩、指点江山、挥持方遒；我只是名记者，不在IT产业的第一线，对产业的运作并没有切身的感触，不可能写出所谓新闻背后的新闻。
历史上被人记住的思想家很少，被人记住的文学家很多，原因是文学家主要是在记录，记录有时候并不比思考缺少价值。
我相信在1999年的8月，谁也不会再有兴趣去读1997年以前在IT报纸上发表的评论，如果当作笑话看，可能还可以，因为用今天的眼光看那个时候的思考可能会哑然失笑，但是想过没有，在21世界，回头看现在，那时肯定也会纳闷现在的评论为什么会如此地肤浅幼稚。
我只愿意做一名记者，我当前的任务就是写两本书，一本已经完成了就是《知识英雄：影响中关村的50个人》，一本即将完成。我设想用《知识英雄》以IT人物为主线，用《企业方法》以IT企业为主线，来描述中国IT产业20世纪末的基本状态，供思想家去思考，也为未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些过去的资料。我希望我的书在5年以后还有人看，这是我的理想。
《企业方法》1998年末在《计算机世界》上一推出，就让几个希望我有大进步的朋友大失所望，他们认为我还在用“人物素描”的方式写《企业方法》，没有新意。我可以保证《企业方法》的内容决不会和《知识英雄》重复，但是表现手法，我只会一个，就是记者式的实录，而且，我认为这种方法来写企业案例最合适。《中国青年报》记者陈彤做惯了调查性的采访，刚进IT，有些不适应，感觉采访进行不下去。她的采访难以向下推进，是因为她总是习惯性地站在被采访者的对立面，拿怀疑的眼光打量被采访者对象。被采访人在一种戒备状态，当然很难敞开心扉。
我的方式和她不同。当被采访者小看我的时候，我当然会用几个问题“刺”他一下，比如谈谈他的竞争对手，谈谈他的失败等等。一但被采访者不再“小看”的时候，我马上会将姿态放下来，洗耳恭听被采访者的精彩故事或者论述，并不时地给予他肯定，只要他没有离开主题，就让他滔滔不绝地讲下去。
采访中，我不从来不试图去和被采访对象“对话”，从不试图让被采访者接受我的观点，采访中，我没有观点，采访时间很宝贵，我决不会为了要在被采访对象面前表现我的高明，而浪费一分钟。没必要。我将自己话压缩到最低，因为，每次回来整理录音，我都会发觉自己在采访中说的话对于写作最没有用。
采访前，我当然会有一些自己的意图、目的以及计划，我会认真做采访提纲，但如果被采访对象有更好的思路和想法，我回跟着他走。
方正董事长张玉峰是一个特别有力量和主见的人，我对他的两次采访都远远偏离了我的采访计划，但那两次采访都很成功，一个是张玉峰主动谈起了前几任总裁的更替，一次主动张玉峰谈起了方正在管理所遇到的难题，这些内容，如果被张玉峰不想说，我将问题设计得再好也没有用。适逢张玉峰想谈这些内容，这时如果我还抱着原来的采访计划，我就是傻瓜。采访完，我将采访来的所有录音整理到计算机上，然后，分析这些材料，确定主题，然后，删掉没有用的材料。这样做看似多用最终要删除部分的无用功，其实是最快的办法，因为一开始，不知道写什么，主题是什么。开始就整理材料，在这个整理的过程中，主题会慢慢显现出来。
通常的构思方式，从构思主题到写作会思量很长时间，有时候，写到一半才会发觉这个构思不好，否定重来，会浪费很多时间，勉强写下去，始终会有鸡肋的感觉。
这种基于材料，充分照顾内容丰富性的写作，最要克服的就是文章的流畅性。我的文章一般都要修改五遍以上，直到付印之前，我会一直修改下去。我重来不会认为自己哪篇文章能有多好，在我看来，我的哪一篇文章中，都还有“BUG”因为时间原因，没来得及订正。这大约就是作为一名记者的遗憾。
来源：《知识英雄》
作者：刘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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