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再替别人打工
作者: 刘韧 | 日期: 2018-06-13
（研发PTDOS的鲍岳桥）
本文写于1999年。
1998年6月18日，联众网络游戏世界正式对外开放。
1998年8月5日，站点全面升级，主页访问量增长5倍，下载量几乎使专线爆炸，游戏服务器这两天处于极度饱和状态，无法实现正常的游戏与下载速度支持。
1998年9月20日，马晓春九段光临“联众围棋室”，很有兴趣地与棋友在“马晓春棋室”进行交流，并与网友下了一盘30分钟让子快棋指导局。
1998年11月18日，联众游戏主服务器搬迁至北京信息港163/169主干线，为大家提供了得到充分保障的网络连接状态与速度，并为使用163/169账号上网的用户提供了更直接更快速的连接服务。
1998年11月26日下午，转播第三届三星火灾杯决赛马晓春对李昌镐五番棋第一盘。
1998年11月30日，中国桥牌协会、中国桥牌网将与联众公司共同推出“中国桥牌网上娱乐、比赛牌室”。
1999年5月20日，联众网络游戏在第二届“中国网络公民调查”名列中国TOP－10热门网站第六位。
1999年7月12日，宽利杯网络围棋公开赛开幕，马晓春名人、方天丰八段、刘菁八段、罗洗河七段、余平六段、徐莹三段光临比赛室与大家进行交流。
1999年7月24日，联众网络游戏世界同时在线人数突破4000人，每天平均同时在线2400人，注册人数超过20万。
1993年深秋，鲍岳桥揣着连续改了好几天的PTDOS，早早地赶到了头天晚上说好的地方，等待参加希望公司DOS中文平台投标。
此刻，鲍岳桥尚不是希望员工，他和希望公司正式的关系只是希望公司资料部代销他的PTDOS。
1993年DOS中文平台市场极度繁荣，希望公司内部一下出现了OKDOS、PTDOS、UCDOS三个中文平台，这种情况下，希望公司希望通过投标的方式从这三个DOS中文平台中选出一个，作为希望公司未来主推的UCDOS3.0。
说好了8点开始评比，时间已经到了，其他人却一个都没到，鲍岳桥掐着烟，感觉到了高考临近时的紧张。不久希望公司的评委陆续到了，但参加投标的两个竞争对手却到投标结束时都没有露面。鲍岳桥的PTDOS不战而胜。
事后得知，原UCDOS开发组没有来，如果谁还对鲍岳桥在UCDOS上的成功不服气，说那是借助了希望的实力，那么，联众的成功足可让人心服口服。老鲍未老。是因为新版本没能做出来；OKDOS没有来，是因为原本也不是希望公司员工的OKDOS开发组不同意就这样白白地将OKDOS的版权送给希望公司。
而此时的鲍岳桥脑子里面根本就没有版权的概念，直至一年之后，UCDOS卖得很火的时候，鲍岳桥才问过一次希望公司，是不是应该为PTDOS转为UCDOS付点费，得到的答复可想而知。
希望公司决定通过投标的方式决定谁是UCDOS3.0的时候，鲍岳桥刚好回杭州休息，不在北京。鲍岳桥接到北京的电话说：“PTDOS今后不能再代销了，因为希望公司要从OKDOS、UCDOS中选出一个，作为希望以后主推的中文平台。”
希望不给卖了，鲍岳桥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开一个公司推广PTDOS。就在鲍岳桥为PTDOS未来的命运思前想后的时候，将鲍岳桥领进希望公司的希望公司副总裁秦人华打来电话说：“我和周总说了，PTDOS也可以参加投标。”想不到候补的PTDOS最后挑起了大梁，如果没有PTDOS参加评选，真不知道那次投标怎样进行。
鲍岳桥直到今天都不后悔将PTDOS无偿地转为UCDOS3.0，因为“我那个时候自己开公司很可能没开起来就‘死’了。”“OKDOS技术上做得也不错，不是也没做起来。如果当初我和OKDOS的想法互换一下，OKDOS就是后来的UCDOS，而我可能也就无声无息了。”很多时候，成长道路上的牺牲是不可逾越的。
此一时彼一时
1993年，鲍岳桥不在乎将自己软件的版权白送给希望，不认为自己开公司是上策，但到了1997年，鲍岳桥的想法变了。
鲍岳桥在希望是部门里面的元老，也不是直接管理者，所以，他会整天听到别人的牢骚。这些抱怨让鲍岳桥心烦，但他又没有能力去解决。
希望上下，鲍岳桥备受尊敬，鲍岳桥对“位置”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UCDOS6.0上市，依然卖得很火，但此时鲍岳桥说他在希望公司已经看不到什么希望了。
既然在希望，梦想不能实现，那只有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人最想的当然是做一番自己的事业，鲍岳桥1993年没做，是因为“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不知道自己写的软件有多大潜力，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大潜力。”
鲍岳桥刚到希望，到吴晓军的公司拜访，看到晓军公司销售人员来回搬运着成摞的软件，鲍岳桥感觉软件能这样卖简直不可思议。鲍岳桥一面羡慕地望着吴晓军前辈，一面想“哪一天，PTDOS也能这样卖，该有多好”。
UCDOS比2.13更大的成功给了鲍岳桥自信，所以1997年，鲍岳桥、简晶、王建华正式决定离开希望公司的时候，都没有想好离开以后做什么，更没有动手做，他们敢于决定先离开希望，再考虑做什么，敢于认为，“在这里再待一年，或者再待两年，迟早总会出去，既然迟早总要出去，还不如早一点儿出去。”这种先出来再说的自信在1993年是不可想象的，1993年即使手里有PTDOS这个产品，鲍岳桥也不敢自己来做。
进希望不到两年就决定和鲍岳桥一起离开的简晶那段时间一直在考虑，自己作为程序员这么多年，到底拿到了什么，自己还有多少年的编程的能力。“人都会老的，思想不可能不迟钝。如果我们到了那一天的时候，还一无所有，那么，这辈子真得是太失败了。”“1997年，我快30岁了，该为自己的事业考虑了，该为自己写点儿东西了。”
希望给了鲍岳桥他们很高的荣誉，鲍岳桥他们这支开发队伍被称为“梦之队”。但只要是梦，就有梦醒时分。不是希望公司变得不好，而是，“梦之队”不想再做原来的梦。
希望只是第一个落脚的地方
1989年，鲍岳桥从杭州大学毕业分配到杭州橡胶总厂电脑室工作。工作比较清闲，鲍岳桥抽空写了一本《2.13源程序详解》，由北京希望公司出版。通过写这本书鲍岳桥对汉字平台发生了兴趣，1992年，鲍岳桥写出PTDOS1.0。鲍岳桥觉得PTDOS不比别的汉字平台差，别人的程序都有很多人用，自己的程序也要到北京推广一下。就这样趁1993年北京计算机展示会机会，鲍岳桥来到了北京。
晚上找不到旅馆，鲍岳桥想起了给他出《2.13源程序详解》的希望公司秦人华。秦人华得知鲍岳桥想找公司推广PTDOS，就对鲍岳桥说，“你不要再找别人了，我们给你代销。”
秦人华是个很爽快的人，她马上叫手下拟了一个合同：PTDOS350元一套，一半利润归鲍岳桥。最让鲍岳桥感动的是，秦人华马上掏出5000元，递给鲍岳桥说，你先拿去用，鲍岳桥当时的工资是一个月80多元。“她也不搞软件，对PTDOS应该也不是太清楚，我们之间的了解仅限于我给她写过一本书。”鲍岳桥很感激秦人华对他的信任，这决定了鲍岳桥后来也很信任秦人华。
1993年，DOS中文平台大战，中国龙和天汇的广告铺天盖地。鲍岳桥在杭州待不住了，觉得自己的PTDOS“要完蛋了”，就跑到北京希望公司的资料部，这次来北京，鲍岳桥就没有再回杭州，而是在希望公司资料部继续完善PTDOS。希望公司资料部将地下室女员工更衣室腾出来给鲍岳桥用，这间小房间里只有一台机器一张床。
PTDOS摆在楼上销售，有人问起这个软件，销售人员就将用户带到地下室，让鲍岳桥给用户演示。880元一套，一天卖出去好几套。这种生活持续了四五个月，一直到PTDOS中标成为UCDOS3.0为止。
到1995年3月，简晶在昆明明星公司已经干了三年。这个时候，简晶一直在考虑，“我是不是要一辈子窝在昆明，我是不是还有充分的能力可以发挥一下，我今后搞什么?”
简晶认为他这样想很正常，“人会成熟，思想会发展，来北京多一些后，觉得北京容易使人具有更广阔的视野。”而且“我相信，只要我来了，凭我自己的努力，应该会有发展。”
1995年春节，UCDOS主帅宋明华飞到昆明，力请简晶加入希望。1995年5月，简晶成为希望集团副总工程师。鲍岳桥是总工程师。
简晶进希望，主要做UCDOS的SDK。这个工作让原来一直搞汇编的简晶在三个月之内熟悉了C。简晶称自己做中国龙4.0是他编程生涯中最累的半年，“不是江郎才尽，而是感觉Windows兴起，用户的需要在提高，用户新的要求给我在昆明一个人的开发压力很大。”“在希望，我将在DOS上的开发经验转移到了新的平台上。至于SDK能不能让UCDOS卖一个更好价钱，不是我的目的，但SDK是我用高级语言做出来的第一软件，它证明了我C语言的编程能力。”无论是鲍岳桥，还是简晶，希望这一站之于他们都是极其重要的一步，没有这一步，很难想象后面的联众。在希望，鲍岳桥、简晶找了属于自己的自信，在希望，鲍岳桥、简晶站到了在杭州、在昆明都无法企及的平台。但希望只是他们出发的地方。
既然，希望公司不想待了，其他公司也免谈。“再到另外一个公司去，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东西，依然不是自己的，还是摆脱不了原来的遭遇，落到一样的地位。”鲍岳桥厌倦了这种生活。“当你现在还有些能力，给你一台机器，给你生活费，好像你就应该创造出很大的效益来。UCDOS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先写程序后打算
离开希望之前，鲍岳桥、简晶、王建华三个人拜访了CCED作者朱崇君。朱崇君一直坚持自己给自己干，鲍岳桥他们向朱崇君请教了自己开公司的经验。
三人还找到KV300作者王江民聊了聊，王江民当时正值事业的巅峰。王江民对三人说，你们有什么困难，尽管说。鲍岳桥没先开口向王江民借钱，王江民主动表示：“你们几个出来，我借点儿钱给你们是没有问题的，哪怕你们亏了，也不怕。亏了就亏了吧，但我觉得你们几个不可能做不成事情。”
三人一起将辞呈递到希望公司之前，事先没有和希望公司谈任何条件。一定要走，所以，不会讨价还价。
在王江民的帮助下，联众公司顺利成立。办公司之前，鲍岳桥他们讨论了好几次是不是应该立即就吸纳一个经理参与进来。但中关村众多程序员和经理人合作失败的例子让他们心有余悸。
权衡不下，最后决定，暂时不吸纳管理人员。理由是“前一年，主要工作是开发，管理的工作几乎没有。”另外，简晶当时表示，三个人可以先试试自己管理自己，如果发现自己不能胜任管理的工作再找经理人不迟。
1998年春节前，王江民请客，鲍岳桥、简晶、雷军、周志农全到了。鲍岳桥向大家通报了一下离开希望的情况，周志农听后，私下里说：“他们这样离开希望，手里连个产品都没有，挺亏的。”饭桌上，大家说的最多的是离开希望做什么？
简晶喜欢玩游戏，鲍岳桥喜欢下围棋，他们经常开着IGS游戏站点，商量未来的公司做什么。一天，突然想起来，可以做个像IGS一样的游戏站点。一想到游戏，他们马上想到围棋、象棋、桥牌、拱猪、拖拉机这些经过时间考验不会过时的游戏。越想越美，一口气列出来十几种这样的游戏。联众就这样诞生了。
联众刚成立，就有好几家公司找上门来，提出愿意直接给联众一笔钱，然后占多少股份，但这个时候，鲍岳桥他们有些不甘心，“此时，要了他们的钱，我们的股份就会占得很小，因为我们还没有产品，没办法占股份，只能凭别人赏技术干股。”
联众想做到一定规模后再谈合作，那时有产品，有市场，有用户，就能占比较多的股份，但联众也怕自己长期小规模独自运作，别人大笔资金扑进来做同样的事情，最终自己成了铺路石。所以，什么时候谈融资非常关键。
联众成立之初，曾经打算做一些短期项目，来维持公司的运转，但一开始开发游戏，才发现自己再也没有精力做别的，感觉仅游戏网站就有无穷的事要做。
一年过去，三个人手上的钱所剩无几；一年过去，原来以为不需要管理，这个时候，觉得最难的就是管理，“不知道该管些什么，不知道一个公司办起来，要有些什么文档、什么制度，也没有那个时间想这些东西”；一年过去，三个人作为优秀程序员之间的默契在充分施展的同时，三个人同是优秀程序员之间缺乏的互补性的问题也显露了出来。
不融资不行了。
就是值500万元
联众考虑到了游戏网站一开始不可能挣钱，但联众没有考虑到游戏网站会好几年不挣钱。
起先的如意算盘是，免费半年，然后开始收费，5000个注册用户，每人每年收费100元，如果有60％的人愿意交费，就可以收入几十万元，这样联众可以不急于融资，自己维持一段时间。联众解释自己判断失误的理由是：“因为没做到那一步，就不可能考虑清楚那一步。”
1998年，联众的游戏站点(www.gl.cn.net)发展非常顺利，从1998年6月站点开通以来，上联众玩游戏的人迅速增长，很快超过了国内其他站点，超过年初计划的5倍，轻松地成为了国内最大的在线游戏网站，这也充分证明了鲍岳桥等人在软件开发上的能力。但是，公司赢利的机会遥遥无期，最初集资的钱也快花完了。大伙儿都不拿工资快一年了，再借10万元，再撑一年，也可以撑，但最让联众担心的是这个时候，小规模慢速发展，很容易成为牺牲品，如果其他大网站要搞类似的游戏网站，“我们岂不是很惨，肯定要完蛋。”
就在此时，杭州一家软件公司看上鲍岳桥他们。邀请他们到杭州谈。去杭州之前，鲍岳桥、简晶、王建华三个人在一起讨论了一下联众目前价值的问题。
联众的有形资产一点儿也不值钱，就几台机器，站点怎么折算成钱，他们不会算，不知道“能不能按照访问的人头算钱”。考虑来，考虑去，三个人最后一致认为起码也应该值500万元。当时联众已经有3万个注册用户，联众为投资方勾勒的前景是到1999年注册用户可以达到六七万，收入可达100万元。
三个人在杭州一说出联众价值500万元，投资方第一个问题就是500万元是怎么算下来的。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最后，只好硬着头皮说，“我们确实不知道一个网站应该如何估价，但我们认为联众的无形资产应该值500万元。”
对方的老总是个行家，他为三个人上了一堂投资的课。“一个公司的价值有两种算法，一种是，联众从1998年初开始做，已经做了一年时间，假想我从现在开始做，要投入多少钱，才能和联众相提并论，我投入的这个钱就是你们公司的价值。另一种算法是用资金回报率来算，投多少钱，几年能赚多少。”
三人认为，这两种算法都比较有道理，就用第一种方法算，算来算去，加上自己未领的工资在内，总投入也只算出六七十万元，对方很慷慨：“你们几个都是难得的人才，你们只要投入六七十万元，我们则要投入200万元，才能做好你们几个人做的事情。联众早做一年，另外要有100万元作为时机的价值。这样评估出来联众价值300万元。”
“他这样评估，我们也很难反驳，我们投入六七十万元，他们说投入200万元，也不能说他做不出来。”
但三个人依然觉得300万元太少，最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联众价值400万元，公司资产谈判到此结束。
看中人没看中游戏
杭州公司投资联众是真心实意的，但他们看中的不是联众游戏，他们看好的是鲍岳桥、简晶、王建华这三个人。
在杭州公司看来，网络游戏是有前途，但是不需要鲍岳桥他们自己去做，雇一些人去做就行了，然后，“你们抽出时间做网上证券更有价值”。当时，鲍岳桥他们认同了这种观点。
所以，杭州公司对联众的注资方式是，先出资400万元成立一个网络技术研究公司，由这个公司向联众投资200万元，占联众40％的股份。杭州公司还答应再介绍一些项目给联众做，以补充游戏站点开支的不足。
在网络技术研究公司中，杭州公司愿意无偿给鲍岳桥三人15％的技术股。这种投资的架构是希望鲍岳桥他们将联众交给别人做，将精力放在网络技术研究公司。
这样的安排，鲍岳桥他们基本上还能够满意，但杭州公司有15个股东，“对方老总对我们比较看好，但他们内部的人不看好网络游戏，认为网络游戏只投钱，没法赚钱。”
杭州公司讨论向联众投资的董事会延迟了1个月才开，这段时间内有别的公司找联众，联众都没有心思去谈。因为，“我们觉得杭州公司的投资挺好，应该没有问题。”
董事会终于做出了最后决定，这个决定对前面的谈判结果稍微做了一些修改，原来投资200万元改成了投资150万元，所占股份相应下降；三个人在网络技术公司所占的股份由15％下降到占10％。
虽然，“这仍然是一个不错的方案”，但三个人心里感觉有点儿不舒服，特别经过这段时间的认真考虑，这种不舒服引发三个人想到，“今后，精力都要放在网络技术研究公司，但是在网络技术研究公司，我们一共只占10％的股份。这样将命运寄托在网络技术研究公司，感觉不是太妥帖。”
大家开始犹豫不决。这个时候又开始和其他一些公司接触，和这些公司的谈判还没有进入实质阶段，中公网杀了进来。
算不算轮回
中公网的老总玩过联众的游戏，觉得这个游戏站点不错，就叫手下找联众聊一聊。此时已是1999年2月。所以，当中公网的老总问联众现在最需要什么，最希望哪种合作方式的时候，联众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钱。”中公网问，联众价值几何?联众回答500万元。中公网说，OK，500万元没问题。联众资产500万元，几乎都是无形资产，中公网也要求自己有100万元无形资产投资，联众答应了。
谈到第3次，方案就敲定了：中公网先花220万元购买联众44％的股份，这220万元由鲍岳桥、简晶、王建华分掉。中公网然后再投800万元，最后占到联众79％的股份，鲍岳桥、简建、王建华三人占联众21％的股份。直至协议签定之日，中公网甚至都没有去联众所在地看一看。
中公网和其他的投资者最不同的是它不要求联众考虑短期内怎样赚钱，其他投资者要么要求联众在一年内赢利，要么要求联众在一年之后赢利，中公网投资联众目的不是为了让它迅速赚钱，联众是中公网购买的第五个互联网公司，它的商业模式是通过这些Internet公司的影响将中公网做上市。
所以，中公网最担心的是联众为了赚钱会将站点搞死了，它给联众定的方针是：现在只要考虑怎样将站点做大，做得越大越好，为上市做贡献。它告诉联众现在有好多钱可以用，并向联众承诺，如果800万元不够，再投几千万元都没有问题。
按照投资协议，联众仍然由鲍岳桥、简晶、王建华经营管理，只需要在年初，提交一个年度运作报告和费用计划，中公网做一些财务监督。
奋斗了一年，赚了钱，改善了生活，但公司被别人占去了79％，回想创业时的雄心，鲍岳桥、简晶、王建华三人心里当然有一种失落感。“自己独打天下的那种感觉没有了，但反过头来想一想，如果还留在希望公司一年，情况又能怎么样？再说，中公网上市，我们所占的股份价值会成倍增长。”
“联众站点的发展是比我们预想的好得多得多，但我们三个互补性很差，大家特长都在一起，经营管理谁都不会，这样下去迟早会出问题，所以，希望早一些谈成投资。”
（自然码发明人周志农）
1994年，北京，计算机展示会。
周志农一面散发传单，一面大声宣布和超想公司彻底分手，并声明收回自然码使用权。周志农此时显得异常激动。
1995年，北京，海淀区法院。
超想公司将周志农所在的长城商务促销公司诉上法庭。法院判定长城商务促销公司侵权，赔偿超想公司40420元，承担双方诉讼费26030元，取消长城商务促销公司复制、销售自然码资格。同年，周志农起诉超想公司。
1999年，周志农超想一案最终结案。周志农和超想达成一致的和解意见。双方放弃以前的所有讼争，今后超想公司只能使用“超想自然码”，不得使用“自然码”或者以“自然码”为前缀的名称。
这场官司之所以最后能以和解告终，是因为这场官司的标的在长达五年的诉讼之中已经丧失殆尽，任何一方获胜都也无法从诉讼中得到什么实际的利益。1993年一度繁荣的超想公司和超想中文平台陨落了。法庭之上没有赢家。
为什么非要闹上法庭
1991年6月，周志农、何肇光、李培三人在北京民族饭店商量成立公司。何肇光、李培当时主要做硬件生意，每月可以售出上千80年代末，周志农四处推广自然码。台1600K打印机。所以，公司一开始定的分工是，何肇光、李培管硬件销售，周志农负责软件。大家合伙成立公司，为的是“互相依托，都有好处”。
当时公司没起名自然码，就是因为何肇光和李培有硬件生意要做。公司取名超想，是想借助联想的知名度。
开始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利益，大家都为目标奋斗，所以，大家合作得很愉快，“都很高兴”。
半年后，超想公司的打印机销售开始走下坡路，公司原定的分工方案无法维持，李培独立出去成立香港五澳环公司做收款机生意，何肇光开始涉足自然码业务。周志农当时没有坚决反对何肇光帮忙来做自然码，因为当时周志农也不知道自然码这个软件到底能有多少收入，能有多大前途。“既然大家愿意一起来做，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超想注册是李培办的，李培找中关村联社出了一个证明，将公司注册了下来，以至于后来，官司打到法庭上，超想在法律上成了中关村联社独家投资注册的公司，尽管，联社当时并没有对超想投资一分钱。
周志农没有做超想的法人代表原因是档案在原单位，一时拿不出来，不方便做法人，就没有做。
何肇光的想法是既然超想的分工改变了，应该重新分配股份关系，但这件事件李培不同意，就拖了下来，而超想的宣传、销售、产品开发又不能停下来等待股份明确了再进行，超想就这样带着问题向前发展。
周志农当时也是不太着急签关于股份划分的协议，因为他一直紧紧把握着自然码，所有产品的加密都是他自己在家里做，磁盘做完了加密道，然后，再拿到公司COPY。周志农当时天真地认为如果他不做了，或者他提成拿不到的话，公司就没法办下去。
自然码和超想CXDOS的生意越做越好，程序越做越大，大到了周志农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了，这样邱劲松和赵全新加入了进来，雷军也给帮过忙。
1992年，超想公司收入40多万元，10多万元利润，周志农分到了5万元，对这样的分配，周志农感到满意。1993年，超想公司高速发展，企业蒸蒸日上，年技术收入有200多万元，利润大约在60万元左右。超想成为中国知名的软件品牌，具备了迈上一个新台阶的条件和机遇。
1994年春天，中文DOS平台大战开始，UCDOS、中国龙、天汇等强劲对手加入角逐，超想面临转折的关头，此刻，周志农希望将股份和软件版权明确下来。
此时的周志农对自然码和超想CXDOS已经有了足够的自信，所以，提出要求变更法人代表，或者开发部和公司相对独立，像当时的北京金山公司学习，毛利的百分之多少属于开发部，“钱到了开发部，再由我来分配，不跟公司混在一起分配。”超想觉得不能这样。因为周志农拿不到经济权，后来就不让他参与分配了。公司的开发费用从销售额的10％，降到了5％，再降到了3％，同时还一再抱怨开发费太高了。
周志农从一个股东的身份，降低到了技术部主任的地位，而且，“还是没有实权的技术部主任”。
自然码和汉字系统以外的项目，周志农被排除在外，即使周志农谈的项目，“最终的拍板也要由他们决定。”超想决定搞财务软件、教学软件，周志农认为无法成功，“因为财务软件投入很大，超想没有实力去做，他们坚持做，是因为仅做自然码和超想CXDOS，就无法消除以我为中心的影响。”
到了这个时候，周志农开始后悔当初很多事情没定好，“事情都是潜移默化，慢慢转成的，开始的时候不追究，慢慢已经形成定式了，再想改变它，就相当于剥夺别人的既得利益，肯定会有很大的反弹。”
但周志农还是和几个技术人员商量“反击”，要求公司公开账目，说清楚到底赢利了多少，怎么分配的。公司不同意公开账目，说没有赢利。周志农就将产品停了下来，超想公司开始缺货。
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周志农想谈一个妥协的条件，公司不答应，并且，想办法让周志农的手下，交出了程序的源码。周志农一气就不去上班了。有人打电话到超想公司找周志农，公司就说周志农出差了。有了源程序，产品可以照样卖，没有周志农公司照样运作。所以，1994年计算机展示会上周志农才会那样地激动。
从超想出走，周志农挂靠到了长城商务促销中心。周志农将软件改进了一下，推了一个“自然码5.61版”、“自然码ForWin”和“自然码中文集成环境”。超想以“自然码ForWin”和“自然码中文集成环境”是职务发明为理由起诉了长城商务促销中心。而周志农也同时起诉了超想公司，要求拥有超想公司的股份和财产权，认为自己和超想的关系不是雇佣关系，所以，不存在职务发明问题。
周志农找合作
1984年，周志农从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市微电子应用技术研究所。周志农第一个作品是MECCDOS5.0，但所里没有足够的投入，无法完成产品更新换代和后续推广，周志农只好将汉字系统变成了外挂式的输入法。
1986年，周志农遇到扶良文，扶良文最早提出了“拼音加形”的思想，周志农和他确定了编码方案，并在计算机上实现了这个方案，取名金奖智能码。
为推广金奖智能码，周志农和扶良文成立了一个实体，挂靠在一个发明创造部。但两人的合作只持续了一年多，原因是，两人在输入法的双拼压缩键位上分歧很大。当时，CCDOS压缩拼音已经很流行了，但扶良文坚持自己的双拼压缩方案确定在CCDOS之前，不肯调过头来学CCDOS，周志农坚持要将金奖智能码的双拼压缩键位改成和CCDOS一样，扶良文说，你要改，就自己去做，周志农就出去开始自己做。
1988年10月，自然码1.0推出，挂靠在北京市东城区科协，由中国软件公司软件服务中心代售，周志农按利润分成。
1989年，中软重组，周志农转而挂靠到了北京市电子技术咨询服务中心，方式是独立记账，交一定的管理费。此时，周志农在中关村黄庄一幢大楼的地下室里租了自己的第一间办公室。周志农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待了三四个月，每天按照《全国单位大全》发信，寄宣传页。
自然码渐渐做出了点儿名气，开始花1000多元在《计算机世界》打八分之一的广告，效果很好。周志农最早想出的促销方法是开小型的展示会，用户压身份证、工作证，可以将软件拿回去免费试用。
有了一点儿收入，周志农就雇了七八个半兼职的人每天跑出去，到大单位给人演示自然码，用户有兴趣，就留下试用版，过一阶段再联系。此时，周志农的实体一个月有4万元多收入，但不敢积累，因为，此时挂靠的国营单位开始不景气，钱取出来越来越困难。
当时，周志农是想注册一个公司，但由于社会经验少，关系都不知道，看了办公司的条例，里面要求要有那么多注册资金，那么多注册成员，成员里面还要有很多个有职称的，还要有专职会计，周志农吓蒙了。促使周志农下决心办公司，是从新加坡参加计算机展览会回来。在新加坡周志农找到了初步的自信。新加坡有个商人愿意出钱开公司，让周志农进去做，周志农不愿意将自然码变成新加坡的产品，然后，自己去享受一个股份。就在这个时候，周志农碰到了超想的合伙人。集成环境”是职务发明为理由起诉了长城商务促销中心。而周志农也同时起诉了超想公司，要求拥有超想公司的股份和财产权，认为自己和超想的关系不是雇佣关系，所以，不存在职务发明问题。
因为开办公司时在工商部门保存的原始凭证中，超想是中关村联社的产权，法院认定周志农等三人是从联社承包了超想，周志农仅仅是承包人之一。既然是承包人，周志农要求的股份权和产品权就不能被支持。周志农在后来的诉讼中据理力争，既然法院认定与超想公司是承包与被承包的关系，那么也仍然不是雇佣关系。所以，“自然码ForWin”及“自然码中文集成环境”不能简单地认定是职务发明。
尽管打官司很费时间，但“这场官司不打不行，如果不争，我就有可能失去自然码著作权的ForWindows部分。”周志农认为自己没有“自然码ForWin”的著作权，就失去了立身之本。
向朱崇君学习
周志农和朱崇君私交很好。周志农和别人合作超想失败了，朱崇君自始至终独立做CCED，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不同的路，不同的结果，周志农认为自己和朱崇君的区别在于朱崇君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而他在知识分子家庭长大，对社会上的事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人会有很多想法。“总是觉得，我帮助你，你就帮助我，大家一起好。”而“朱崇君拒绝合作，所以，他没有走错路，虽然慢，但是可以慢慢往上爬，不会倒掉。”
中关村里不乏和周志农同病相怜的人，王志东、寥恒毅、吴晓军等人的遭遇让周志农深深地感到，“程序员和经理人的合作要靠机遇，投资者或者合作者选择得好，成功的机会就比较高，选择得不好，有可能快到成功的时候，就被排挤掉了。”
周志农不想再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或者机遇。他认定自己不能再仅仅做为一个技术人员和别人合作，虽然，以技术身份和别人合作很容易找到合作伙伴，“但那样的话，还会带来重复的问题。”
“超想的合作是模糊的，我自身的价值到底是多少，我自己都不太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别人也很难承诺到底给多少股份。”而“今后再找人合作就比较谨慎，不是一谈就行了，什么都不考虑，什么要求都没有。”
要以公司的名义合作，以公司的名义接受投资，没有一定的实力根本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开始的时候就必须自己先打基础，这和鲍岳桥他们先将联众做起来，然后再卖掉是一个道理。
经过超想这么多事，周志农对于合作办公司得出的经验是：
一，要和别人合作，但不能过分依赖别人，在合作中，要看清自己的实力和自己所保留的东西。“在超想，我不是说没有保留。但公司后来发展太快了，我就控制不住了，产品每个月产量那么大，我不可能都自己一个人在家做。开发也不是我一个人完全就能做得了的，必须要和别人合作。”
二，合作双方对产品方向的意见要基本一致，如果分歧比较大，最好一开始就不要一起做，因为，“越做矛盾越多”。
三，事先将能想到的容易出现分歧的地方，尽早定下来，不要等到分歧已经出现再去辩论。
四，技术人员最好能当一把手。“中关村技术人员的权力普遍太弱，完全被经营者控制，使得技术上面的发展是一个扭曲的发展。”
开公司为什么
周志农出道很早，其编程水平备受雷军推崇，雷军说他到中关村遇到的第一个名人就是周志农。经过再多的苦，周志农也要将公司办下去。周志农1986年从研究所出来，一直没进大公司，不是因为他是特别有野心的人，一定要做到何种境地。在外人看来，周志农一定受过了很多挫折，但他说，他好像没有遇到过什么大不了的困难。周志农所指的大不了的困难竟然是，“好像还没有遇到吃不上饭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象，我必须要坐汽车，如果没有汽车，我就活不下去。”
周志农在物质上要求不高，但他无法忍受和自己的上司谈产品定位的时候，“他的不对，我的对，但他又不听我的，非要我按照他本来就做不成功的思路做到底。我不甘心。如果按照我的想法，会做得更好。”
仅仅因为这个不甘心，让周志农在办公司的道路上苦苦探索了十多年，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的不甘心。
在周志农看来，人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就会感觉到很高兴，如果在一个大公司，想法老得不到实现，老是被抑制，那么，即使物质待遇再优厚，也依然是痛苦的。周志农称，这是小公司永远会汇集大批优秀人才的原因。
程序员为什么容易受伤
中关村里程序员委屈最多，朱崇君将原因归结为，“技术人员斗不过经营人员”。这种解释是表面现象。
中关村受伤的总是程序员，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关村尚处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之中，决定公司大小、企业成败的主要是资本，不是知识。
所以，倪光南不再担当联想总工，不妨碍联想成为电子百强之首，营业额到达169个亿；所以，王缉志离开四通，四通也没有为之倒掉；所以，中关村最深刻的理论是“贸、工、技”，所以，中关村最响亮的口号是“与狼共舞”。
中关村的世界是总裁的世界，不是总工的世界，如果非要争夺“世界霸权”，当然，会受伤。这是经济模式使然，不存在孰是孰非的问题，更不是人品的问题。也许真的到了知识经济那一天，中关村的程序员们才会坚强起来。
怎样的程序员能够办公司
以周志农这么多年程序员做公司的经验，他认为，程序员办公司必须实现一次又一次的飞跃才行。“一个程序员把程序写得很好，一直很踏实地去做，那么，一直做下去了，就是一个好程序员。程序员要开公司，必须要有一个跳跃，但每一次跳跃都是痛苦的，因为你面临着要放弃现有的工作，去干一个相对来说更新的工作。新工作，是不是能够做好，是不是能胜任，程序员自己心里不见得很有把握，或者你很有把握，别人是不是一定会认可你能做到，也是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如果一个程序员总在抱怨“有时间，有能力，但可做的事情都让别人做完了，没有什么可做了”，那么，周志农认为这样的程序员做不了公司。
周志农称自己办公司的悲哀是，想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完，本来可以请人做的事，因为公司没有实力，全要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做，没有那么多时间。尽管公司的实力不够，周志农还是很聪明地请到了王磊和何公道、李振欣等友情参与了自然码6.0的编程。周志农说：“这部分是技术合作，技术上的合作争议是比较小的，不会产生太大的矛盾，做多少事情，得多少报酬。”
昆明黑马总经理黎鸿最先向我讲述联众卖给中公网一事时，话里话外充满了惋惜之情。他认为，“老鲍他们卖得太便宜了。”“我这次来北京，本来是要给他们介绍一个新加坡公司，他们会出更高的价。”黎鸿一度很痴迷联众网站上的游戏，害得他的夫人打电话给简晶，要简晶在服务器端对黎鸿玩游戏进行一些限制。
像黎鸿这样痴迷联众游戏的人很多，现在联众站点每天24小时平均同时在线人数为1800人，高峰期逾4000人。新注册用户数量正在以每天1500人以上的速度递增。
而一年之前，包括黎鸿在内的很多人都不看好网络游戏。王江民一直很支持鲍岳桥、简晶干自己的事业，但对网络游戏怎么也无法看好，王江民看不出来，网络游戏怎么赚钱。
当时不只有人不看好网络游戏，也有很多人不看好鲍岳桥、简晶他们，认为他们是“DOS时代的老英雄”，早已经该成为过去，已经折腾不出什么来了。
鲍岳桥他们离开希望，我更多看到的是个人能力与资本的抗争。
鲍岳桥成名于希望，这种名气在他们离开希望之后，还能维持多久？这种名气对他们办联众又有多大作用？如果鲍岳桥他们失去名气，他们和普通的程序员又有什么区别？中关村众多技术人员的前途在哪里？难道个人必然要受资本的支配？如果，最具有知识资源的程序员在中关村都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无法实现自己的事业，那么，中关村的经济还能不能叫知识经济？如果连中关村的经济都不是知识经济，那么，中国还有没有知识经济？
联众游戏刚做好的时候，鲍岳桥曾经打电话问我是否认识东方网景的人，当时联众想和东方网景合作，将游戏放在东方网景的服务器上。在那个时候，联众虚弱得没有谁愿意主动将它的游戏放到服务器上。此时，我感到的是作为个体的虚弱，感受到了电话那头，鲍岳桥他们离开希望后的势单力薄。
尽管鲍岳桥、简晶都是名人，但往昔的采访都是希望公司安排好的，他们只要对媒体侃侃而谈就可以了。此刻要为联众做宣传，开新闻发布会，看着鲍岳桥忙上忙下的样子，我想做这些应该不是鲍岳桥的强项，但他不做，谁又能帮他们做呢？谁让他们一定要自己创业呢？
联众终于做了出来，鲍岳桥、简晶对自己的所得也基本满意。很多朋友对他们讲，“像中公网这样投资的不多。”知识与资本，个人奋斗与公司运作又一次达成了协议，只不过这个协议要比上次希望的协议令鲍岳桥他们更满意一些罢了，只不过在这个协议中，个人与知识的地位上升了一些而已。
第一次见到周志农三个字，是自然码1.0上的署名。我当时学了很长时间五笔字型，总学不会，突然有了自然码，爱不释手。
90年代初，PC上的中文软件不多，自然码当时是很难得的非常精致的产品。它的万能挂接（为了能在各种DOS中文平台上运行，启动的时候，会有很多选项，来适应用户不同的汉字系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中能够感到周志农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
第一次拜访超想公司在1993年末，当时感觉超想在中关村众多的小公司中算是一个不小的公司。记得它当时除了卖超想CXDOS和自然码外，还经营光盘驱动器。当时，光驱在中国是很稀罕的玩艺儿。接着在报纸上看到很多CXDOS的广告，越发觉得超想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公司。
第一次见周志农是在1997年周志农诉超想案子的法庭上。庭上，周志农没用律师，他自己为自己辩护。那次开庭，依然没有什么结果，周志农显得并是太着急，可能是已经习以为常了。
自然码的影响在1993年上升到一个高度，但自那以后，自然码的影响力并没有随计算机普及而扩大。自然码针对的是所有非专业录入人员，但是，因为一场官司使自然码丧失了大批急速膨胀的潜在用户，他们后来大都选择了智能ABC。
输入法的选择有着非常大的互相影响性，大家都用智能ABC，新用户也会跟着选择它。如果不出现官司，超想继续主推自然码，那么，今天自然码的市场份额决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用户可能会是现在的十几倍。大好前程，白白断送，非常可惜。
今天已经不是讨论谁是谁非的时候，旧话重提，只是想讨论技术人员如何同经营人员合作的问题。这是每个高科技企业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今天自然码用户多为从1.0就开始使用自然码的老用户，新用户不多。原因有两个，一是市场推广不够，周志农整天忙于开发，分不出时间做市场；二是，像拼音这样的输入法，Windows系统中本身就有，而自然码却要花钱购买，而且，价钱还很贵。
周志农坚持高定价，主要是考虑到，“如果免费发送，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一定用户基础，而这个基础的代价是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会影响到后续的开发，如果公司一旦撑不住的话，原来奠定的基础就等于给别人打了，别的企业就会吸收你产品的长处，改成另外一个产品，将原来你的用户拿走。”
说来说去，还是每一个资金不充沛的公司无法避免的悲哀，还是个人能力与资本之间的矛盾。
来源：企业方法
作者：刘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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