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打字机的故事
作者: 王缉志 | 日期: 2018-07-14
四通中文打字机2406F
本文写于1999年。
在澳大利亚产的电脑上开发汉字系统
1983年，我还在冶金部自动化研究所工作。我本来长期出差在上海参加宝钢工程建设，为此，曾在1979年底被派往日本学习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并将参加宝钢的计算机控制系统设计。因为计划调整，宝钢的二期工程被推迟，于是就从日本撤回了上海，不久又撤回了北京，下一步做什么，领导还没有安排。
我在所里的计算机应用研究室，负责其中的一个组，以搞热轧过程控制为主。当时我国刚开始进口微机，我们小组也在考虑购买一台微机。了解到科学院天文台使用了一种澳大利亚产的微机，性能价格比很好。经同事介绍，我认识了该机的设计者、澳籍华人邝振琨先生。他们公司叫DATAMAX公司，他研制的机器就叫DATAMAX8000，CPU是Z80,操作系统是CP/M，DATAMAX机问世时，IBMPC还没出来。
该机所带的软件有字处理软件WordStar、试算表软件CalculStar和数据库软件dBASEII等。当邝先生为我们演示WordStar时，我很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可以这样运用自如的字处理软件，WordStar还有MailMerge（邮件合并）功能，真使我大开眼界。
那时候，一套微机系统包括三大件：主机、显示终端和打印机。终端是字符终端，主机和终端是通过RS232串口连接的。邝先生说他只是微机的开发者，如果终端和打印机都通过他从澳洲进口，价格必然高。所以他只卖主机，终端和打印机可由我们自选。
我有一位朋友王安时（后来成为四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四通集团董事，香港四通公司总经理），当时他正在科学院负责进口设备，对进口手续和价格等都很熟悉。选择什么终端和打印机，我去找他咨询。他向我推荐了美国的TeleVideo终端和日本的OKI打印机。当时一台终端的市价约2000美元，而王安时介绍的TeleVideo只要900美元，OKI打印机是350美元，也比市价低。
说来也巧，我妹妹王缉惠的初中同学于成金是一位港商，正在做打印机的进口生意，他向我推荐日本伊藤忠的一种新型打印机，他说你先拿去试用，不合适可以随时退货，满意了再付款。
就这样，我选了邝先生的DATAMAX8000主机，王安时推荐的TeleVideo终端，拿了伊藤忠的打印机来试用，凑成了一套价格相对便宜的微机系统。在该系统上，我很快熟悉了WordStar、CalculStar、dBASEII等软件的使用。
因为是自己攒的系统，有关的驱动软件要自己做，我认真地阅读了打印机的说明书，突然发现，这个打印机的打印头是由8根针组成的，用软件指令可以控制它每一根针的动作。当时国内用的一般打印机都是字符打印机，只能打abcd这样的英文字母，而这台打印机是图形打印机，可以打由点阵组成的图形。哈哈！我灵机一动，连夜编了一小段程序，在打印纸上打出了“冶金部自动化所”七个汉字。
这一夜我兴奋得没有睡着，我想了很多很多，能打印七个汉字，就意味着原则上可以打印所有的汉字。也就是说，让电脑处理汉字不再是遥远的事了，似乎触手可及了。
但是，能打印七个汉字，只是解决了原理问题，要让这套微机系统能用汉字处理各种应用，则要解决一系列的实际问题。
首先，要有汉字字库才能使打印机真正能打印汉字。当时，到哪里去找汉字字库呢？自己动手做吧！于是，我从家里拿来了一副围棋，把塑料棋盘布往桌上一铺，我们全小组的人都动了起来，一个人用棋子摆放汉字点阵，另一个人把该字型用十六进制数来编码，再有一个人把该数据录入到电脑中。我们连续工作了一个多月，终于做成了一套包括国标一级汉字的16×16点阵字库。
其次，有了汉字字库还不够，如何把汉字文章输入电脑呢？需要有汉字输入法。因为国标一级汉字是按汉语拼音的顺序排放的，从工作量来考虑，研制拼音输入法是最容易实现的，因此我又开始研制拼音输入法。不久，一个简单但实用的拼音输入法也大功告成了。
拼音输入法有许多同音字，要想把汉字输入到电脑中，就要选字。那时的终端是英文字符终端，根本显示不了汉字，只能显示80×24个英文字符。怎么办呢？好在我们已经有了汉字字库，我就把一个字符M当一个点来用，用屏幕上的16×16个M来组成一个汉字，这样一来，虽然一屏只能显示4个大大的汉字，但总算以一种最原始的落后方法解决了汉字录入问题。
当然，要处理汉字，还要修改操作系统的BIOS部分，这些工作我也完成了。
开发汉字系统的应用
于是，该系统就可以用西文软件来处理中文了。我马上想到，何不用dBASEII做点什么呢？我找到所里财务科的洪宝钧，表示愿为财务科搞一个可以打印中文财务报表的财务软件，我的建议得到了老洪的积极支持，于是我们和老洪一起把所里的财务数据录入到电脑中，用dBASEII处理并打印出整齐的中文财务报表。实现了部分财务工作的电脑处理，提高了工作效率。财务科的同志都非常满意，所里科研处的同志也十分称赞。
当时，我家的住房正想搬迁，想从城里换到中关村附近。于是，我经常往西城区的换房站跑。换房站有非常多的换房信息，但查询起来却很不方便，我自然又想起了dBASEII，我们小组和西城区换房站的工作人员一起，把所有的换房信息都输入到电脑里，在1983年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北京市首届换房大会上，西城区的换房站采用了我们的电脑查询系统为群众现场服务，只要把你的换房要求输入电脑，符合要求的查询结果就用汉字打印了出来，当时《北京日报》和《计算机世界报》都对此作了报道。
这年，在武汉要召开第2届中文信息处理国际研讨会，我就以中西文兼容的汉字处理方案为题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我交去审查的论文是用自己的汉字系统打印出来的，该论文被当时科学院计算所负责审稿的董韫美录用了。于是，我于同年10月到武汉参加了研讨会，并宣读了论文。当我在报告中举例说用dBASEII处理中文时，有很多与会者还不知道dBASEII。到武汉开会，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旧地重游，因为从1976年到1979年，我曾为全国重点项目武钢一米七热轧工程计算机控制方面工作了三年，这三年是我计算机知识和技术提高最快的三年，尤其是对大型工厂的实时控制操作系统有了很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后来我在上海宝钢二期工程的筹备阶段，又同各国的电脑专家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技术引进谈判，使我在大型工业过程控制系统设计方面学到了很多东西。
用dBASEII处理中文的问题，算是凑合解决了，但我很欣赏的WordStar却对中文处理无能为力，首先是我的字符终端显示不了中文，其次还会有其他我暂时还无法预料的问题。我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奋斗目标：先要解决汉字显示的问题，然后要解决用WordStar处理中文的问题。
要显示汉字，就不能再用现成的西文终端，要研制中文终端。于是我找到了科学院计算所六室，并认识了这方面的专家贾丕长和刘岁杪，我表示愿向他们学习并和他们一起研制中文终端，以最终完成我的汉字处理系统的夙愿。他们二人是合作得很好的科研伙伴，我加入了之后，我们的研制工作既有效也很愉快。我几乎每天都泡在他们的实验室，为解决汉字的显示问题而工作。
由于我用伊藤忠的打印机打出了中文，当时在华推销该打印机的田中先生，到处拿着我们打印的样张去宣传他们的打印机。为何不能开发一种中文打印机呢，我很想找伊藤忠公司合作来做这件事，为此我找田中先生谈过多次，但都没有结果。我想，在DATAMAX机上的汉字系统做得再完善，全中国也只有200个用户使用，应该寻找更有普遍意义的机种做开发。那时候IBMPC刚开始进入中国，所以我决定选用PC机做开发的平台。另一方面，从与邝先生的合作中我体会到，与国外公司合作，可以很快得到很新的信息。我感到还应该找一家外国公司来合作，所以那时凡是来华做电脑展览的外国厂商，我都找过、谈过，但都没有什么进展。
这年，我家搬到了双榆树西里。王安公司的办公室就在离双榆树很近的友谊宾馆，于是我就常常到王安公司去，了解王安电脑的各种性能。当时王安驻京的代表是陈恒先生，他很热情，为我提供了很多资料，而且说，王安公司演示所用的电脑，放在那里闲着也是闲着，只要你有空，就可以来玩玩。我也不客气，晚上经常去用王安的个人电脑，对其英文办公软件（包括文字处理）玩得很熟。常言道，见多识广，我对WordStar的熟练使用和我对王安电脑的钻研，为我日后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和陈恒也成了好朋友，也常讨论各种问题，他是曾经建议和鼓励我开发中文电脑的少数人之一。
辞职加入四通
这年，社会上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民营公司，中关村出现了陈春先教授办的华夏硅谷研究所，京海公司等也成立了并受到了改革者的注意。我也蠢蠢欲动，想到某个公司去，或者自己出来办公司。
我和同事许教津在一起酝酿，想在冶金部自动化所之下，成立一个公司做体制改革的试点。我们把这个想法对所长顾炎讲了，得到了他的支持，他说，所里可以出资金，你们先拿一个方案出来。我和许教津等人讨论后，提出了一个计划，基本思路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久，所党委的意见出来了，我们的方案被否决了，至于被否决的原因，顾炎并没有进一步说明。
既然所里的路走不通，我开始考虑是否出去自办公司。但办公司需要资金，资金从那里来呢？我母亲得知我的想法和困难之后，她也帮我出主意，她和荣毅仁的夫人是同班同学，荣毅仁的中信公司那时刚成立不久，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是否可以从他们公司得到资金上的支持呢？我母亲给荣夫人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不久，荣毅仁的女儿给我们家来了电话，叫我带着办公司的方案去中信公司找一位开发部经理谈谈。
那时，中信公司在建国门外的大厦还未竣工，他们公司暂时在天坛宾馆办公，我和许教津两人带着方案找到了那位开发部经理。那位经理客气地接待了我们，他自我介绍说他刚从美国回来工作不久，确实，他说话时夹杂着不少英语词汇，显得很有学问。我们说明来意之后就拿出了准备好的方案给他看。他看了之后，笑着摇了摇头说，你们的方案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一套，在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做是行不通的，注定是要碰得头破血流的。如果你们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我们公司有个计算中心，正缺技术人员，你们可以来我们公司工作。
从中信公司出来，我和许教津都很失望，真难以想象，连荣老板的公司都是这样，那我们该上哪里去呢？
几天以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和我夫人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碰到了王安时和沈国钧（四通创始人之一，现任四通集团董事长），王安时问我近况如何，我说我想办公司，但没有资金，我就把如何去中信又如何没谈成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他说，你找他们没用，我们正在筹建一个公司，叫四通公司，机制比较灵活，总经理姓万，才39岁，是很能干但又不胡来的那种人，你不妨找他谈谈。
很快我就和万总经理见了面，见面地点在中关村丁字路口原四季青自选市场的门市部，看来四通刚搬进来不久，屋里空空荡荡，只放了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折叠椅，在空房的靠墙处有一个保险柜。王安时向万介绍说，王缉志很聪明，在“五七干校”的时候，他能光凭电台录音就把交响乐“沙家浜”的总谱写出来……。万总听了王安时的介绍之后说，老王是我的朋友，你又是他的朋友，你办公司的想法和我们都想到了一块，你就来吧。就这样，我就算加入了初创的四通公司。四通是1984年5月16日注册成立的，同年9月门市开始营业，我进入的时候大约是1984年的六七月份。
这一段时间我一边继续搞汉字终端的研究，一边到四通工作，并在等待所里对我申请调动的答复。在四通的时间里我基本上是站柜台。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看来，按正常的人事调动手续是办不通的了，这时很多好心人劝我不要轻易离开原单位，否则人事关系就没有了，而且工龄就不能连续计算了，公费医疗就永远没有了……，这确实是需要我认真思考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个敢不敢丢掉铁饭碗的问题。我也仔细想了一下，我思考的逻辑是：我相信我的能力属于中上水平，吃饭总应该是没问题的。万一四通垮了怎么办？我想，首先可以仍然搞我的电脑和过程控制，万一没有这样的机会，我还可以有两个出路：一个是教钢琴或者手风琴，即做家庭音乐教师，因为我的业余爱好是弹钢琴和拉手风琴，在文革中先后教过十几个孩子；再不行的话，由于我曾经自己装过收音机和电视机，我还可以利用我的无线电知识开个修理部，替人修理收音机电视机什么的。我想：车到山前必有路，我相信我不会养不活我这个家。当然，我夫人也坚决支持我的选择。
于是，我决定辞职，我在1984年11月给所里写了一份辞职报告，我在报告里用词温和但态度坚定地表示：不管批准还是不批准，我辞职了。就这样，我毅然离开了冶金部自动化所。过了不知多久，我听所里的人告诉我，所里开过全所大会，宣布将7个人除名，其中就有我一个，其他被除名的人，还包括出去开餐馆的人。
我父亲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王力，他是1900年生的，当年虚岁85，他能理解儿子的抱负，对我去四通的行为是支持的，当时他写了一首七律诗鼓励我：
不负当年属望殷
精研周髀做畴人
霜蹄未惮征途远
电脑欣看技术新
岂但谋生足衣食
还应服务为人民
愿儿更奋垂天翼
胜似斑衣娱老亲
（缉志儿存念）
与日本三井合作
四通刚成立的时候，主要业务是销售日本Brother公司的2024打印机，那时电子部官方进口的能打印汉字的24针打印机是日本东芝3070，进口价近1000美元，售9000多人民币，而四通为Brother公司的24针打印机配了汉字驱动软件，每台仅售4000多元人民币，由于价格便宜，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当时中关村出现了科海等一批电脑公司，热衷于PC主机的销售，打印机是电脑系统必配的外部设备，四通则选择了以做打印机为主兼营电脑的策略，这一正确的决策为刚成立的四通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公司第一年就取得了300万元的销售收入。我没有参与Brother打印机驱动软件的开发，但参加了后来进口的1570打印机汉字驱动软件的开发。1985年初，四通从日本伊藤忠公司引进了1570型彩色打印机，该打印机原来能打印日文的汉字，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使它能打印中文汉字。当时，为了公司的生存，我把还没完成的汉字终端的开发暂时放在了一边，带领一个开发小组，为1570打印机做汉卡。
打印机汉卡的开发工作不算太难，1985年，四通以1570彩色汉字打印机为主要产品推向市场。这一年，四通的销售收入超过了1000万元。
四通公司成立不久，我就被任命为总工程师，公司的领导人在一起酝酿开发自己的拳头产品。当时我们发现，大多数购买电脑的单位，都是拿电脑配上一台打印机来打印合同和报告之类的公文，而一套这样的电脑系统要近五万元。于是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的想法被提了出来，想开发一种价格在万元以下的能完成打字和编辑任务的机器。当时在公司主管销售的王安时就是极力主张开发的领导人之一。由于我原来就是搞汉字处理的，对搞文字处理机当然也很赞成，但最终决策者是公司的总经理。四通的决策方式是：“听多数人的意见，和少数人商量，最后一个人说了算。”总经理很快就做出了决断：上马。
1985年3月，总经理和我两人到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与从东京来的该公司物资部部长石田邦夫先生讨论合作问题。四通公司销售的Brother打印机就是通过三井物产物资部进口的，因此这次谈判是双方决策者的会谈。在这次谈判中，我们提出了共同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的建议，希望三井公司投入开发费。当时万总分析中国的市场，认为中文文字处理机将会有每年10万台的销量，他向日本人许诺说，一旦产品开发成功，我们将从三井进口文字处理机硬件。万一开发失败，四通将以向三井物产采购其他产品的方式来弥补他们的损失。石田先生听了我们对市场的分析之后，问大概要多少开发费用，万总说大约100万美元，石田闭上双眼思考了片刻，说好吧，我就出100万美元。这次谈判进行了约两个小时，双方就合作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达成了一致意见，并签署了备忘录。因为四通是民办公司，按当时的规定，民办公司不能直接与外国公司签约，所以我们的备忘录不是正式合同，只能是君子协议。
这次与三井的谈判，对四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石田先生的魄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忆我过去曾经同很多外国公司谈判合作，为什么总谈不成呢？因为我没有订货量拿在手里。如果四通在一成立时就谈合作开发，也可能谈不成。人家凭什么相信你呢？而这次谈判，首先是因为四通通过三井已经进口了相当数量的打印机，使得日本人相信了我们的市场开拓能力，其次又有每年10万台的市场前景，使他们不能不心动。当然，我们总经理的口才和石田先生敢于冒风险的精神，也是合作得以开始的重要原因。总之，与三井物产的谈判取得了成功。
由于日本也是使用汉字的国家，在日本的市场上，已经有各种品牌的文字处理机在销售。我们总经理开始的想法是，从日本现有的文字处理机中，选择一种性能价格比好的产品，把它的日文汉字字库换成中文的字库，把日文输入法换成中文输入法，而文字编辑功能不变，这样就可以很快地推出我们的产品。这年5月，我们公司的主要领导人去日本进行开发方案的讨论，万总、王安时和我都去了。
三井物产物资部是投资者，自己并没有开发力量，他们要选择一家日本公司做具体的产品开发工作。三井公司具体负责该项目的是土屋哲雄先生，他向我们解释说，我们可以选择的开发者有三类：一类是SONY这样的大公司，他们技术实力强，名气大，但开发费用也高；一类是小公司，他们费用低，但技术差；还有一类是被称为OEM(OriginalEquipmentManufacturer)的公司，他们为别人开发产品，不打自己公司的商标，技术力量介于前两者之间，费用也介于前两者之间。三井物产选择的日本ALPS公司，就是一家这样的OEM公司。我们在三井的安排下到ALPS公司去参观访问。在中国，我们从未听说过这家公司，到了该公司后，看到公司规模很大，在日本很多地方设有工厂。它开发和生产很多电子产品，但都是受人之托做的。如我们看到它开发和生产的激光唱机就是SONY牌的，它生产的电脑键盘产量是世界第一，占了当时世界总产量的16%，都是打别人的商标，他们还为SANYO等公司开发日文文字处理机。
我们和ALPS的领导人坐下来讨论文字处理机的开发方案，日本人拿出几种现成的文字处理机给我们做演示。经过讨论比较，日本人的方案都被我们否定了。原因是：日本的文字处理机都是热转印式的，对纸张和室温的要求高，色带价格很贵，不能打蜡纸。于是，我们决定重新开发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机器，打印机芯采用击打式的打印头，以便可以打印蜡纸。此外，由于我对操作系统比较熟悉，我情愿自己从头搞起，这样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可以不必长期依赖日本。
最后我们双方商定的合作开发方式是，四通方面负责总体方案的设计，ALPS负责选择打印机芯和液晶显示屏，进行硬件设计并提供BIOS接口，我们则进行软件设计，最后由他们进行生产。为降低开发的投入，机壳采用铁壳，免去了昂贵的模具费。
与ALPS公司合作研制四通打字机
ALPS公司负责该机开发工作的是岛津邦文先生，据说当时ALPS在挑选这个负责人时，很多人听说是与中国人合作，都不愿意参加，而岛津先生是自告奋勇来做这件事的。
经过准备之后，我们的开发工作从1985年的8月份开始，三井物产北京事务所为我们双方联络提供了通信上的方便，那时候还没有传真机，我和岛津先生就通过电传机交换开发文件，一些重要的图纸文件通过三井的文件传递系统来往于北京和横滨之间。
为了使我能够更好地设计，日本方面拿来了一台那时日本最好的东芝牌文字处理机供我参考，并提供了一些文字处理机的说明书。当时，国内市场已经有几种中文文字处理机问世，如上海的奥林匹亚、深圳的桑达、香港的运科等。四通并不是第一家做中文文字处理机的单位。奥林匹亚的价格在两万元左右，采用喷墨打印方式，编辑能力较差。其他几种机器也都各有缺点，我觉得我应该能做得更好。也有的产品，如我在展览会上看到过香港运科公司开发的中文文字处理机样机，以当时的水平来衡量，相当不错，只是不知为何后来不见了踪影。
尽管有这些做参考，其实我心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样板，就是WordStar，我想，它在英文能实现的编辑功能，我一定要在中文上面也实现。我的总体功能设计多少受了WordStar的影响，例如WordStar中有“blockmove”功能，在我的设计里想不出好词，就用了“块移动”的说法，等等。总的说来，我把该机的使用者考虑为初中文化程度，在屏幕提示、编辑和打印命令上的说明文字以及使用说明书都要尽可能通俗易懂，绝不使用电脑术语。四通打字机日后在市场上的成功，与我的这些设计思想和目标用户定位不无关系。
产品的名称定为四通MS-2400，M代表三井（Mitsui），S代表四通（Stone），24是打印头的针数，00表示第一代。由于国内绝大多数人还不习惯什么文字处理，既然我们开发这个产品是为了取代传统的机械打字机，为了市场宣传方便，消除多数人对电脑的天生恐惧心理，我给该产品起名叫中文电子打字机。在设计外壳时，公司有些人主张在机壳上标外文，我坚持在机壳上的所有文字都用简体中文。也有人主张给机器设计一个洋商标，但万总和我都主张用四通商标。
我们的开发小组由四个人组成，除了我之外，还有王玉钤、孙强和张月明。王玉钤负责打印驱动软件，孙强负责显示驱动软件，张月明作为大家的助手，做些辅助工作。我是总体设计，并负责文字处理软件的开发和拼音输入法的开发。
作为文字处理机，只有拼音输入法是不够的，我认为起码还要有一种笔形码的输入法。我在开中文信息处理会议时认识了不少研制输入法的人，当时这些人里面笔形码输入法做得比较好的有李金凯，我就去找他商量把他的输入法放在四通打字机里，他要求我们给他先支付一笔入门费，开价10万元，从当时角度看我认为高了，我们谈判了几次都没能达成协议。于是我又找其他的输入法作者，我在分析了各种输入法之后，决定去找王永民，他当时在中央统战部招待所的地下室租了个房子在搞输入法的开发，同他在一起的还有张道政。当时王永民的五笔字型输入法还没有多少人知道，我去找他商量，他比较痛快就答应了，条件我比较容易接受。他并不要求我们支付入门费，只是提出每销售一台打字机给他一个提成。于是我就同他签了一个合作协议，就这样，四通第一代打字机选用了五笔字型作为笔形码输入法。后来的事实表明，王永民其实是很聪明的，四通打字机在全国范围的销售，为五笔字型的推广带来了显著效益。当然，在众多的输入法作者中，王永民比较善于做推广工作，反过来也促进了四通打字机的销售。
其实，在同日本合作之前，我在PC机上已经开发了一个简单的文字处理软件，同时配了我开发的拼音输入法，我把该软件复制了一份给了岛津先生。后来，岛津先生来北京谈判的时候，向我们打招呼说，他已经以他的名义在日本就我的拼音输入法申请了专利，我和万总听后都没有表示异议，那时，我们都没有知识产权的意识。岛津先生解释说，在日本，如果不申请专利，就不能保障我们产品的利益。至于后来，他有没有因该专利而得益，就不得而知了。现在想起来，该专利的专利权人应该是我。
为了加快开发进度，在同岛津先生确定了BIOS接口标准之后，我们在PC机上做了一个模拟的BIOS，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日本的硬件开发出来之前就同时在北京开发软件。
因为分工明确，我们三人的软件开发工作基本上是在各自的家里进行的，必要时在一起开会，半年之后，即1986年的3月份，双方各自的工作已告完成，我们开发小组到日本横滨ALPS公司去进行最后调试工作，同去的还有三井物产北京事物所的雇员郗建民。按计划我们应工作3周，但是我们不是8小时工作制，而是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16个小时，几乎每晚都是12点以后才睡觉，第二天仍然准时上班，星期天也不休息。除了我以前去过日本以外，其他3人都是初次到日本，但是我们从未上街逛过商店。即使这样，3周还是很快过去了，机器仍未调好。于是我们决定延期回国，因为签证的原因，延期也顶多是一周，回国的日期定在了4月14日，星期一。安排大家4月13日星期日到富士山游览，但是我做出决定，如果到星期六还未调好的话，星期天的游览活动也将取消。
不幸的是，国内来了长途电话，万总十分严肃地告诉我说，我的父亲因病住院了，而且生命垂危。他说，如果需要的话，公司同意我立即回国见我父亲一面。日本方面立刻安排我和我母亲通了一个长途电话，我通过电话向母亲了解了父亲的病情，知道他是因感冒发烧而住院，不想竟发现是白血病，而且病情恶化得很快。这时，我的心情极为复杂，如果我这时立刻回国去看望父亲，眼看要调试成功的产品开发就要夭折，因为在日本有比较好的开发条件，如果这次没调好，下次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了。但是如果我不回去，万一我父亲有什么情况，我不能在他身边，也是极为遗憾的。当我把我在日本的情况向母亲介绍之后，我母亲说，你的工作很重要，你回不回来由你自己决定。我听了之后告诉她，我还是决定留在日本把开发工作做完。
就这样，尽管我父亲病危，我还是领导全组人员继续昼夜奋战，终于在4月11日（星期五）中午，机器的调试成功了，当大家听到打印头发出刺耳的声音在纸上打出汉字时，都像听到了美妙的音乐一样高兴。当天下午，三井和ALPS公司的领导都来向我们祝贺，而我因为几天都没有睡好觉，感到眼冒金星，脑袋昏昏沉沉，我强打起精神，向他们介绍开发的经过。日本人说，我们从你们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刻苦精神。
星期六，大家到商店去采购物品，星期天，在岛津先生等日本朋友的陪同下，我们到富士山游览了一天，他们都很玩得很开心，唯有我想到病危的父亲，没有心思欣赏美景，恨不得立刻飞回国。
4月14日，星期一，我们回到了北京。我立刻赶到友谊医院去看望我父亲，我父亲这时的病情非常严重，已经不能说完整的句子了，但神志还清楚，我向他汇报了我在日本的工作，告诉他开发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他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我在出国前，曾经给他讲解过文字处理机的工作原理，并答应等机器开发完成后给他演示，遗憾的是，还没等我给他演示，半个月以后的1986年5月3日，他终于离我们而去了。临终的时候，我一直守在他的身旁。他给我的诗中所说的“还应服务为人民”的教导，将永远牢记在我心中。
当年5月16日，是四通成立两周年的日子，公司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推出四通MS-2400中文电子打字机。会上展出了我们的新机器，能打印普通纸和蜡纸，除了能打印8种大小的汉字外，还能打印英、日、俄、希腊等多种文字，得到了与会者的好评。发布会邀请了国家语委的周有光先生参加，周有光先生是我国语言文字学方面著名的专家，也是经济学家，是我父亲的朋友，我在开发打字机的拼音输入法时，曾多次向他请教。他看了四通打字机后说，“外国有人人都能使用的打字机，提高了工作效率，我们中国人整整丧失了一个机械打字机时代，我们不能再丧失电脑时代。四通打字机开创了中国语词处理的新纪元。”这里顺便说一句，周有光先生对“WordProcessing”翻译成“文字处理”表示不同意，他一直认为应该称为“语词处理”。语言学家郑易里先生也说，MS-2400打字机，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个创举。
MS-2400推出后，当时的零售价是7000元/台，公司内部有人怀疑能否销得出去，但是，在四通销售经理沈维公和谌受于等人和全公司的努力下，第一年就销了7000多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成绩十分令人鼓舞。
MS-2400是第一代产品，虽然我努力想实现WordStar的所有功能，但毕竟开发时间太短，所以很多功能都未能做进去，而且该机的液晶屏太小，编辑起来不方便。此外，该机用盒式录音机做外存储器，使用也很麻烦。当时，用PC机实现的中文系统里已经有仿、宋、楷、黑四种字体，而我们的打字机只有一种字体。总之，从门市部反馈回来很多顾客的意见和建议，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市场信息。
另外，因为我是第一次开发单机型的电脑类产品，也缺乏足够的经验和知识。例如，我设计的四通打字机键盘不符合英文打字机键盘的规范。当MS-2400刚刚开始销售时，就有一位专家给我打电话，说，老兄，你的键盘设计犯了一个错误，熟练的英文打字员肯定会感到不习惯。我再仔细观察英文打字机和电脑的键盘，才发现了问题。但是，这种属于硬件设计的错误改起来费用太大。好在一般用四通打字机的人都是初学打字，出现不了这个不习惯的问题，所以决定在下一代产品中再改。不过我也奇怪，既然ALPS公司的键盘产量世界第一，为什么发现不了我的设计错误？可见日本人是习惯于一丝不苟地照图纸施工，以至于我怎么画就怎么做，错了自然是设计者的责任。
开发MS-2401
开发新一代的打字机是迫不及待的任务。我开始组织MS-2401的开发小组。由于王玉钤向总经理提出要求去做另一项工作，所以退出了开发组。我的新的开发小组增加了几个人，除了我和孙强以外，主要的开发人员还有裘钢、王东方。裘钢取代了王玉钤做打印驱动部分的软件。2400由于没有方便的外存，所以文章的长度不能超过内存的容量，而2401打印机增加了软盘驱动器，所以我决定不限制文章的长度。但是如果文章长度超过了内存容量，编辑软件就要增加很多处理，如磁盘滚入滚出处理等。岛津先生警告我，说日本的文字处理机一般都不这样做，因为这样比较难。但我还是决定增加这个功能，并且安排王东方专门负责磁盘I/O调用的软件。裘和王两人都是很优秀的开发人员，所以开发工作基本顺利。岛津先生的警告不是没有道理的，后来我在磁盘滚入滚出方面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才算解决。2401增加了液晶屏的面积，2400只能显示2行每行10个汉字，2401可以显示5行每行40个汉字。当时PC机普遍还在采用5英寸的软盘驱动器，35英寸的软盘驱动器刚刚问世，而我就决定要采用这种小驱动器，虽然当时有点超前，事后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另外，我们采用了仿宋楷黑四种汉字字体，也就是说，要烧制很大容量的MaskROM来放字库，生产前期的投入比较大。但由于2400的成功，公司的领导人也敢于下决心投入。
2401的开发采用了2400同样的方式，先在PC机上模拟，最后到日本调试时再下载移植到打字机里。按原方案，2401采用带背景光的液晶屏新技术，但我到日本看了样机，觉得有背景光的效果还不如没有，我给万总打电话汇报了这个情况，要求不用背景光。万总坚持要用新技术，我说，我在ALPS公司这里看到了实物，你又没看到，你应该相信我的判断。万总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就看着办吧。于是我通知ALPS放弃采用背景光，ALPS设计液晶屏的工程师都很懊丧，但也没办法。
2400推出成功之后，国内有很多搞汉字输入法的人找到我，要求把他们的输入法装到四通打字机中。2400的拼音输入法是我做的，其实，我也对进一步改进我的输入法很有兴趣，可是我实在太忙了，没有精力顾及这件事。这时刘为民找到我，他说，你开发打字机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何必其中每件事都亲自做呢？在他的说服之下，我同意在2401中采用他的拼音输入法。此外，我经过研究，又在笔形码输入法中选择了一些我认为优秀的加入到打字机中。我的想法是，我不对输入法做评价，让全国的用户自己去选择采用什么输入法好。但是，后来的事实说明我的愿望是不切实际的，王永民自己投资在全国培训四通打字机的操作员，因此在四通多数的分公司中，演示四通打字机操作的小姐只会五笔字型输入法，尽管四通的销售资料上写着由顾客自选输入法，但是销售小姐都向顾客推荐五笔字型，所以大多数顾客都选择了五笔字型。
为了使我能专心投入2401的开发工作，万总选择了段永基（现任四通集团总裁）来配合我工作，段原来是学航空材料专业的，在航空部的612研究所任研究室主任，是1985年来四通的，他来的时候带来了粉末冶金等项目，带领一个小组搞开发，但是搞了一年多就下马了。当时王安时对我说，科学院前党委书记张劲夫说过，要有人为科学家提皮鞋，段永基就是为你提皮鞋的，各种杂事你都可以交给他办。的确，段的工作能力很强，凡是与开发有关的非技术问题，我都交给他去办，他总是完成得很好，工作落在实处，而且看来他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是，很任劳任怨，很少看到他提个人条件，当时我们合作得很好。
到1987年5月16日公司成立3周年的时候，在友谊宾馆召开的庆祝会上，我宣布MS-2401正式推出，应邀出席会议的嘉宾有贾春旺（当时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现任公安部部长）、于光远（当时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在1984年四通成立时，贾春旺任北京市海淀区区委书记，是在他的介绍之下，四通的创业者们和四季青乡建立合作关系、向四季青乡借两万元起家的，四通的“四”字就来源于此。
MS-2401是比较成熟的产品，它解决了2400的所有问题，并且基本上实现了WordStar的所有功能，里面还有我和同事们的很多创新。岛津先生在一次和我的谈话中说，我们日本人可以把产品做得很好，但是我们没有创造性，你们中国人有创造性。三井的评价是，2401的技术即使在日本的同类产品中，也是先进的。2401的推出，在四通的销售部门，产生了分歧。因为当时2400的销售正旺，2401被认为是阳春白雪的东西，当时在三井工作的郗建民就曾和我激烈地辩论过，他说，2401好比高级音响，2400是普通录音机，高级音响好是好，但需要的人不多。
2401推出的头半年，销售情况并不好。2400销得不错，但它是铁壳的，产量有限，因此公司决定把铁壳换成塑料壳，软件基本不动，再推出一种产品叫2402。2402的开发委托开发部的杨盛达等人来做。当时在四通电脑门市部来了一个年轻人，对软件很熟，叫求伯君，也被推荐到我们开发部协助开发2402，为了使他对打字机的软件有所了解，我就把2401的源程序全都交给了他。因为2402的硬件设计基本上和2400一样，因此软件也没有多大改动，但更正了一些2400中的软件错误。
对于2400、2402，我很清楚它们的弱点，我相信2401的优点会被用户所认识。果然，半年多以后，2401逐渐被人们所了解，在市场上也越销越好。
在2401推出不久，求伯君就离开四通到了金山电脑公司，他在珠海和另外一个软件工程师李明一起，在2401软件的基础上，开发了WPS文字处理软件。当时，如果卖纯软件产品，很难保证有好的利润，所以金山电脑公司想把该产品做成汉卡，但是当时因为四通和金山有较好的商业合作关系，所以金山电脑公司在做汉卡之前，其总经理张旋龙向万总打了招呼，万总怕该汉卡的销售影响四通打字机的销售，就没有同意金山推出他们的汉卡。金山鉴于在其他方面与四通有密切的合作利益，也可能考虑到知识产权的问题，所以直到1989年以后才将其汉卡推出。
为了进一步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1987年，四通和三井物产合资在北京成立了以SKD方式生产打字机的公司——中日合资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SOTEC），把2401的生产从日本移到中国。该公司总投资100万美元，四通占75%，三井物产占25%，其中四通的打字机技术占了25%的股份，在中外合资企业中，以中方的技术占有股份的情况可以说是四通开了先河。在确定合资公司的领导人的时候，曾经考虑让我当总经理，段永基当副总经理，我说我只善于做技术工作，不善于当头，更不会与政府官员打交道，还是让段永基当总经理较好，我就当总工程师吧。这样，合资公司的总经理是段永基，我是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三井物产派东京总部的中入纯先生和北京事务所的郗建民任副总经理。让段永基当总经理，这可能是我今生中犯下的一个大错误。
2401从那时候起，连同后来以2401为原型开发的2411一起，畅销了很多年，共售出了20万台以上，为四通公司带来了20几亿元的销售收入和几亿元的利润，也为国家带来了几亿元的税收收入。四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庞大的多层次的销售体系，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销售人才，如王玉海、刘棣华等。四通打字机的成功生产，也离不开李玉琢、刘德麟等一批四通的优秀管理骨干的贡献。
2401赢得利润之后
在1988年，2401打字机SKD散件的进口价格大约为700美元，四通和三井的合资公司（SOTEC）在组装之后的出厂价约8800多元，出厂之后销给四通集团的OA部，OA部加价之后以11000元左右销给四通各地的分公司和经销商，卖给最终用户的价格为13500元左右。此外，打字机中的有些元件如汉字字库等是通过香港四通公司进口的，进口时已经加了很高的利润。由此我们可估算出每台打字机四通有多少利润。
但是，四通的领导仍然不满足，专程到日本去，对打字机里的每个部件的成本进行了调查，例如，2401的打印机机芯是富士通公司的产品，就假以其他公司的名义按每年数万台的订货量向富士通公司询价，得知这种机芯的价格在150美元左右。用这种方法，四通计算出2401的全部材料成本加起来也不过300多美元。于是，一个计划在四通的领导层内开始酝酿：四通要求三井对所提供的SKD散件进行分项报价，目的是如果你哪项报得高于我们所了解的成本价，我们就自己去采购。换句话说，要把三井口袋里的利润也放些到四通的口袋里。
三井当然不愿意分项报价，于是四通就向三井施加压力，甚至对中入先生上纲上线说，你们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历史我们并没有忘记……。为了增加对三井的压力，四通停止了从三井进口2401打字机散件。由于没有了货源，市场上的四通打字机一度脱销，变成了紧俏商品，双方进入了一种僵持状态。僵持进行了一段时间，最后，三井终于作出了让步，同意分项报价，即四通可以自己根据情况从日本市场选购部件，但条件是，三井不再在进口前对从日本提供的散件进行质量检验和保证，散件的质量控制由SOTEC自己解决。在四通同意了此条件后，三井的分项价格报了出来，从报价单上看，富士通的打印机机芯为300美元/台。这就是说，如果四通自己到富士通去采购打印机机芯，仅这一项，SOTEC还可以降低150美元的成本。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当四通自己去富士通采购机芯时，该厂的报价是300美元/台而不是原先报的150美元，其他各部件生产厂的情况都与此类似。最后，打字机所有部件材料的价格成本之和，差不多仍然等于700多美元。也就是说，三井已经和所有的部件生产厂协商过了价格，统一了口径。这件事，你说是这些生产厂商害怕大公司三井也好，你说是日本人团结一致对外也好，总之，四通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这时候，四通发现自己在斗争中打了败仗，于是向三井要求恢复过去的传统做法，三井的答复是，倒退已经不可能了。由于要自己进行部件的质检和筛选，SOTEC的生产成本反而比以前提高了。
这一年，由于中途有一段时间中止了从日本进口散件，打字机一度脱销，四通的经营利润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万总事后对此事的评价是，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这件事之后，四通的领导便决定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开发新一代的打字机。把新产品的型号定为MS-2406。显然，根据计算，自己开发产品有更高的利润，当然，也不用再受日本人的气。我对这个方案表示了保留的态度，这并不是由于我亲日，而是我认为，四通的翅膀还没有硬到可以立刻脱离日本人的帮助，从2401的开发中我很清楚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劣势在哪里。我心中本来有一个长远的开发计划，在两三年内最终会实现真正的国产化。我持保留意见，是从当时公司的开发能力和国内的部件配套能力出发来考虑问题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做一个逐步国产化的计划，而不是一步到位。
不知什么原因，是否因为对开发方案有不同意见，我不得而知，2406的开发工作不让我插手，作为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我在公司里的权力开始被架空。
2406的开发方案在我看来是很奇怪的，因为系统里所有的BIOS，包括磁盘I/O等等，都由公司自己的开发人员重新来写。而且可笑的是，其中有些写BIOS的人过去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就是说，由若干新手从BIOS做起，要开发一个完整的文字处理系统，可见工程是多么巨大，人手和时间都显得很不够。其实，如果用PC机的主板作硬件平台，完全可以设计一个简单而又达到同样目的新机型。
也许因为我们开发2400和2401都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公司有些人估计2406的开发也只需一年左右。他们订了一个很乐观的计划，在我看来，计划很不实际。之所以计划不实际，是因为制订计划的人对工作量没有概念。于是，我开始不断地提意见，指出2406方案中的问题。但是，我的建议和意见没有起作用，也许他们认为我是故意挑毛病。2406的开发地点设在香港，王安时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该产品的开发上。我很多次想找机会把自己对开发方案中的看法向王安时反映，我想，他可能会听得进我的意见，但遗憾的是我根本没有机会接近王安时。以至于王安时是否知道我的意见，还是知道了我的意见而不接受，我都无从得知。
2406的开发费用比原来设想的多了很多，开发周期也一拖再拖，最后终于在1991年开发成功了，前后共花了三年的时间。成本并没有原先想象的那样低，软件性能也没有比2401有突出的改进。当2406推向市场的时候，其售价比2401还略高一点。但是，2406一上市，各地的经销商都纷纷反映该机有质量问题。本来，2406是为了取代2401而推出的，但2401始终还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且后来以2401为原型机又推出了2411，四通对于三井的依赖程度不见得因此而有所降低。后来王安时向我讲起2406的开发时说，我以后再也不干这种蠢事了。不过，我也不知道他的教训到底是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由于生产2406，从香港大量进口打字机零部件，而使得他持有很大股份的香港四通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从北京合资公司将大量开发费向香港四通输血也是显而易见的。
感慨良多
回顾开发四通打字机的前前后后，真是感慨良多。我有幸为我国的办公自动化事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这是我今生值得骄傲的一件事。这首先得益于邓小平理论带来了改革开放的大环境，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实现自我的机会；其次是我找到了很好的合作伙伴，有许多事单靠一个人是完成不了的，企业有一个能把握方向的领导人，确定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又各有分工。此外，在一起合作的三井物产公司的人员，都有较高的个人素质，我们和他们公司之间的合作很规范，很讲信誉，也是成功的保证。
在一次会议上，三井分析四通打字机成功的原因时说，硬件解决原理问题，而软件解决文化问题，原理是全世界相通的，而文化因地域而不同，最终与使用者接触的主要是软件界面，因此只有中国人才能开发出适合中国市场的电脑产品。回顾中关村成功的电脑企业，无不与适应中国的文化特点有关。微软的Windows产品在西方世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我始终认为应该开发更适合中国文化的界面，尽管我也是Windows的用户，而且算得上是电脑专家了，但是Windows中文版的许多提示，连我都看不懂，何况普通老百姓呢？
国家的许多科研机构，每年从政府那里拿到开发经费，最后不少都打个水漂完事，比起他们来，四通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自主开发了对社会和对自己企业都有益的产品，给国家上缴了可观的利税，这是一种进步。
但是，后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公司获得巨大利润之后，如何继续保持高技术公司的活力，是个很值得研究探讨的问题。我虽然是四通集团主管开发工作的执行副总裁，但是我能够支配的开发费用还不到公司总营业额的03%，而且就连我比较擅长的打字机开发方面的领导权也被剥夺了。尽管按照国家和开发区的规定，公司可以提取营业额的7%作为开发费而纳入成本，但这些开发费提了之后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公司请人吃顿饭，唱一次卡拉OK，动辄可以一掷千金，甚至万金，为总裁办张高尔夫会员卡可花几十万上百万，可是我要调用几万元的开发费都要经过很麻烦的手续。每当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就要我们写科技开发项目的可行性报告，但这是写给银行和政府看的，因此而得来的科技贷款却用到了其他方面，用去炒股票、炒期货、搞房地产。为什么会这样？除了产权和机制问题外，我认为首先是因为公司的第一把手和领导集体不懂技术，看不出为了公司今后的发展要做些什么，缺乏起码的技术前瞻性认识。例如，当时四通集团董事会的7名成员中，只有我一个人是搞技术的，在1990年以后，我主张开始搞多媒体技术，并在集团成立了电脑音乐事业部，但公司的大多数领导并不理解搞多媒体的意义，如果靠投票来决策，我永远是少数。
说到电脑音乐，在1991年，我领导四通集团开发部的王岩、朱峰等人，与日本Roland公司合作，开发成功了四通牌数码钢琴，并生产了10台样机。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到四通公司视察，段永基向江总书记介绍了这一新产品，总书记兴致勃勃地在四通门市部展厅里的样机上弹奏了一段曲子。但我只是事后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因为江总书记来的时候，四通公司总裁、主管销售和后勤的副总裁以及很多其他人员都在场，而我则被通知说，由于接待人数有限，不能出席。
现在，四通打字机正在逐渐从市场上消失，生产2406的深圳SOTEC濒临倒闭，生产2401和2411的北京SOTEC也处于常年停工状态，其原因说什么的都有。让我们来看一些数字：中国有12亿人口，四通打字机销售最好的时候年销售量为5万台，同是使用汉字的日本只有一亿多人口，1997年它的文字处理机的总销量为370万台，与这年它的PC机的总销量差不多。因此，四通打字机过早地退出历史舞台，其主要原因是开发跟不上而不是别的。一个高技术公司，领导人不熟悉公司主要业务的技术趋势，又舍不得在开发费上投入，那么它走向衰败就是迟早的事。
我本来是搞技术的，不善于搞管理，也不愿搞管理，但是，我发现，不当第一把手，就无法把握公司的技术方向，搞高技术和开餐厅是两码事。我以后将专门撰文谈我这方面的体会。我认为，要保证高技术公司的正确方向，公司的第一把手必须非常了解技术发展的趋势，同时还应该有卓越的管理才能。
此外，遗憾的是，在公司得到巨大利润的同时，我个人却没有得到应得的报酬。在打字机销售最红火的时候，一个2401经销员的脚上，一双皮鞋就值三五百元，而我当时每月工资收入只有560元，列在全公司第19名。在我1992年离开四通之时，我经四通集团办公室主任同意，搬走了一台2401打字机，几个小时之后，该办公室主任给我打电话，说奉上级指示，必须要回那台打字机，并立刻把机器拉了回去。1993年，四通与我签了一个协议，承认我是四通创始人之一，并答应给我创业股，其数值与其他董事相同。四通股票在香港上市之后，我要求四通兑现该承诺，四通公司答复说，我们答应给你的是创业股，但是现在公司并没有创业股，所以不能给你股份。总之，搞经营的搞管理的搞后勤的可以有机会得到除工资外的其他好处，埋头搞技术的，最终只可能是替他人做嫁衣裳，这种事发生在一个高技术公司里难道不奇怪吗？
在四通打字机开发完成的时候，岛津先生送给我两个人头形状的娃娃，但都没有眼睛，这个娃娃头在日语里叫做“daruma”，据说，一个人做成功一件大事，就可以在上面画上一只眼睛。因为四通打字机的成绩，我画上了一只眼睛，但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画上第二只眼睛，我现在正在总结自己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期待着画另一只眼睛的机会。
来源：《中关村问题》
作者：王缉志
来源: 刘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