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驱陈春先
作者: 刘韧、张永捷 | 日期: 2018-07-17
本文写于1998年。
陈春先， 1934年生于四川成都；1958年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毕业；1959～1986年，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室主任、核聚变等离子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1980～1998年，在中关村进行科技创业探索，历任华夏硅谷创业集团及所属企业董事长。
是谁第一个提出要把中关村办成“中国的硅谷”？是谁第一个在中关村创办民营高科技实体？是谁被称为“中关村第一人”？
陈春先这个名字现在听起来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在1983年元月，陈春先这个名字以及他在中关村进行的试验却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胡启立同志批示：“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了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为四化作贡献。”方毅同志批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
陈春先在中关村的试验之所以能够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是因为他第一个在中国提出“中国硅谷”的概念，并详细阐述了——
中关村有条件办成“中国的硅谷”
1980年10月23日，作为中美10名互访科学家刚刚从美国考察回来的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在新成立的北京等离子学会常务理事会上针对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科技转化为产品的状况做了题为《技术扩散与新兴产业》的发言。
陈春先在发言中指出：“美国高速度发展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别快，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和知识变成产品，自己去借钱，合股开工厂。当然这里资本主义赚钱的动机是不能忽视的，但据一些当事人(科学家)谈，创业的自我满足追求超过了赢利动机。我感兴趣的是这里已经形成了几百亿元产值的新兴工业，得益的显然是社会、国家、地区。相比之下，我们在中关村工作了20多年，这里的人才密度绝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素质也并不差，我总觉得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出来。的确，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条件是根本不同的，我们的科技人员也不是想赚钱，而是想多作实际贡献，不满足于发表文章，开成果展览会。”这是18年前的发言，这是中关村有今天的理论发端，这是中关村从荒芜的郊区变成今天高楼林立的起点。
北京市科协认为陈春先的想法很好，就借给了陈春先200元钱，在银行开一个账户。1980年12月23日，在美国硅谷苹果传奇的鼓舞下，以陈春先为首的15名中科院科技人员在中关村一个仓库的一角办起了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那个时候还没有公司的概念，社会上也没有科学家、工程师出来注册办公司的说法，但看到硅谷科技人员可以参加科技成果的转化，我们就联络科学院物理所、电子所、力学所的15个同仁在中关村办起了这个咨询服务公司。”
“1981年服务部基本还很顺利，大家都还很热心，一年有二三万元收入。我们基本上都是业余时间干。我那个时候，还带着硕士生和博士生。”
但进入1982年，服务部每月发15元津贴的事情，却惹来很多非议。“话说得很难听，说我们是搞歪门邪道，不务正业，腐蚀干部。说我们是自己给自己长了两级工资。在这种情况下，我手下很多人认为，办服务部本来是想报国，多做一些事情，给国家做一点好事，结果反而还挨了骂，就辞职不干了。那个时候即使穷，也不差那十几元。但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所以，我就没有检讨。”
1983年，新华社记者潘善棠写了一份题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的内参。这份内参说：“近两年来，这个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先后与有关单位签定了二十七个合同，目前已完成一半以上；与海淀区四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厂建立了技术协作、帮助开发和移植新产品的关系；帮助海淀区创建了海淀区新技术实验厂和三个技术服务机构。”这份内参接着指出：“但陈春先搞科研成果、新技术扩散试验，却受到一些领导的反对，使该所进行这项试验的人员思想负担很重，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继续试验的积极性。”
这份内参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先后做了批示。这些批示出来以后，对北京市政府，尤其是海淀区政府触动很大，放宽了中关村办公司的政策。在这种背景下，1983年成立了京海，1984年成立了四通、信通以及科海，电子一条街到1984年底初具规模。“不是我们这几个科技人员有多大影响，而是中央肯定了这个方向。”“1983、1984年的时候，中国城市改革是大势所趋，处在一触即发的边缘，我不做，其他人也会做。”
我办的公司从来都没有搞大过
尽管陈春先是中关村第一个创业者，他在中关村两间木板房里做成第一笔电源生意，在中关村没有一个竞争者，但陈春先创办的华夏硅谷公司却一直都没有成为中关村著名的公司。陈春先承认，在商场上到现在为止，自己也没有运用自如。“尤其作为一个企业的总决策人，和成功的企业家相比，我自愧不如。”
思想领先的陈春先认为，办企业仅仅靠思想活跃远远不够。“我在科学院是公认的思想活跃者，而且是公认敢打敢冲的人，要不我也不会到美国看了硅谷，回来就要在中国办硅谷，但是思想活跃绝不代表就能办好公司。在美国硅谷，最早的那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办的公司，比如仙童公司，后来也都不行了，都垮掉了。”
“思想活跃也好，能悟出潜在的增值地方也罢，都不等于能够办好公司。相反，办好公司的企业家大都是搞营销、搞金融，有很强管理能力的人，而不是真正的科学家。”
陈春先认为，在他们那一代中国人中鲜有既是科学家又懂经营的，而不像在美国有强烈的商业气氛，经营是人人皆知、无人不晓的事。陈春先在美国12岁的孙子，能为他想出12种筹集资金的办法，让他感慨很多。
陈春先办公司第一笔大的业务是为美国公司做数据录入，华夏硅谷公司是中国最早做大规模信息加工的公司，但这个业务后来萎缩了。当时华夏硅谷公司有100多位操作员，1000个字符挣0.4元，如果这个项目进展顺利的话，每年陈春先的公司可以得到几十万美元的收入。“当时我们雄心勃勃，把所赚的钱都用于购买昂贵的设备上，但后来因遇上了特殊事件，项目滞缓下来，延误了商机。从那以后，公司的发展一波三折。”
“商机转瞬即失，并不给你时间去仔细地分析研究，等你想通了，悟出来了该怎么做，再决定的时候已经晚了。做企业差不多每天都要做出很多决定，也许十个决定，九个都是对的，第十个决定不对，也很可能前功尽弃。
客观地说，企业家成功的是少数，100个企业家里面有10个很成功，就说明这个地方已经是很好的创业环境了。”
陈春先今天反思当年的发展时说：“我们当初选择了增值不高、科技含量不高的数据录入可能是个错误，而且，有一个阶段摊子又铺得很大，搞了华夏硅谷集团，全国都有分公司，这两三年相继都关张了。我们也做了好几个产品，但都不太成功，有的是在产品本身的选择上有问题，有的是在营销推广上有问题。比如888排版系统，在1983年，用它印出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世界广告大会全部的文稿，888大出风头，如果888能销得好，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人来做它的后续开发，我们也就不会落后方正那么多。由于营销不太好，导致我对总体的决策也有偏差。好些时候我们都是在前沿探索，但总是失败。我们也做了贸易，但是做得不成功。做贸易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挣钱，这里面有很多管理的环节，很多进货的环节都需要学习，并不容易掌握。”
陈春先认为中关村大公司的原始积累主要还是靠贸易。“四通的打字机起了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四通在全国的销售网起了关键的作用。其它单位即使做出了同样的打印机也不见得能够卖出去，不见得能卖那么多。
认输不服输
现在陈春先身上最能打动我们的已经不是他当年第一个提出要把中关村建设成为“中国硅谷”的创举，18年的时间业已把当年的激情与前瞻稀释成了今天冷静的历史航标。陈春先今天打动我们的是他毫不讳言地承认自己办公司做企业失败了，但内心深处又不服输，认为自己还有机会，并且以64岁的年纪还要从头开始，而且是身体力行地从头开始。
当一个64岁的人前一分钟坦陈自己的挫折，后一分钟又讲“我是不甘寂寞的人，如果没有事情可做或者不能做，可能比死了还痛苦”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对自己的前途灰心丧气。
“认输”是针对具体事件的具体态度，既然施振荣都说“失败是常态”，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便承认自己在具体事件上的失败。“服输”是对于整个人生的态度，所以，无论“认输”过多少次都不应该彻底地“服输”。认输不服输的心态就像两个孩子摔跤，一个孩子总被摔倒，但这个被摔倒的孩子总是很快从地上爬起来，要求再摔，再被摔倒，再爬起来，要求再比试。“这次我被摔倒了，我承认，但我不承认下一次也会被摔倒。”
现实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陈春先那样笑对失败，坦然承认“上一场比赛我输了”。我们也曾见过有人试图通过“公关”把自己的失败粉饰得很“悲壮”，要充当所谓“失败英雄”的角色，但陈春先却坦诚地说：“在商场上，就是要以成败论英雄。我就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这个没有什么好回避的。”
如，如果换一家国有的工厂，它完全可以把产品做得同样好，但很可能就卖不出去。”
要以成败论英雄
听陈春先说过去的失败，我们安慰他“不以成败论英雄”，那知陈春先却直言不讳地说“要以成败论英雄”。“搞企业就是要以成败论英雄，怎么可能不以成败论英雄呢？联想如果不是做到一百多个亿的营业额，大家能承认柳传志吗？我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这一点没有什么好回避的。”
陈春先18岁入党，1953年留苏，1959年回国进科学院比较受重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虽然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苗子，但也不是主要的冲击对象。1978年和陈景润等不到10名科技人员从助理研究员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同年还参加了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
中国核聚变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是陈春先一手搞起来的，中国第一个托克马克装置也是陈春先做的。1980年以前，陈春先的科学家之路走得很顺利，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为了要把中关村办成“中国硅谷”的理想，当需要在办公司和在科学院做科学家之间做一个抉择的时候，陈春先在1986年毅然离开了科学院。
尽管陈春先现在没有劳保，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保障；尽管18年来他经常为大量的债务发愁，不时承担经济和法律的压力；尽管因为企业之间的纠纷，陈春先先后两次被人绑架，但陈春先从来没有后悔过。“有人对我说，你如果不去做企业，一定是院士。我觉得他说的也不过分，原来在我手下工作的同事以后都是院士了。院士就说明他在科研上有了更多的成绩。1980年以后，我没再搞科研了，卷入了商业的大潮当中，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经历，又走过了很多曲曲折折的道路。如果从个人成就来说，也许我搞科研成就更大，但是我没有那样选择，又怎么办呢?也不能从楼上跳下去吧?也不能老是很失望丧气吧?相反，在办公司这条路上我也学到了在科学院当院士、当科学家绝对学不到的社会知识。现在如果我有精力搞研究，我的思路和知识背景会比1980年以前要丰富得多。”
“我觉得每一代人只能做他当时认为最重要的事。人活着总要做点事，做了这件，也许就要放弃那一件。我做事从不后悔，即使做了较为愚蠢的事，也不后悔，因为时间总是在往前走的。”
“我其实是一步一步就走到水里面去了，最后不游泳也不行了，不游泳就会沉到水底下面去了。人生有时候由不得自己控制。如果已经卷入了办公司之中，而且动用了很大的资金和资产，你总不能说，我不想干了，就不管了，转而又去带个研究生。”人生只能进行选择，但不可更改。
作为“中关村第一人”，看着中关村日益繁荣，而自己的公司却一蹶不振，有时候会不会感慨良多，会不会有些失落？陈春先说不会。“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中关村走向繁荣，我应该是很高兴。如果中关村的发展道路上有一块石头是我铺下的，那我肯定是应该很欣慰才对。”
中关村是一个历史的产物
在外人看来，中关村最值得骄傲的地方是国家没有直接进行投资，而它把知识转化成了大量财富，每年有几百亿的产值。但陈春先不这样看，他认为中关村的成功和国家在科学院、北大、清华等多年的投资分不开。“这就好像古代的生灵变成了地下的煤炭和石油，当你今天挖到煤炭和石油的时候，不要忘记这是古代生灵以前蕴藏的结果。”国家在科技上的投入蕴藏了起来，但是如果没有新的科技体制，没有硅谷这种技术扩散的理念，没有创业这种精神文化的力量，也不可能成就今天的中关村。
作为中关村的见证人，陈春先认为，中关村现在存在的问题是缺乏高水平的创新成果。“这个事实我们要承认，但对此，不能仅有指责，而要有投入。国家现在对高科技不是没有投入，而是钱应该如何用。”
陈春先认为对于中关村，不在于现在还没有多少技术领先的成果，而在于中关村现在对人才还有多大吸引力。“现在最优秀的人才要么去国外了，要么去了外资企业。”
陈春先不同意中关村是骗子一条街的说法。他认为，有商业就有骗子，美国硅谷也有骗子，小骗子可能不太多，但有大骗子。“中关村是个市场，出现这些问题不奇怪，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奇怪的是人们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以及市场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在中关村做了这么多年企业，陈春先感触最多的是企业操作不规范。“在国外，大家共同创业，几个人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会合作得很成功、很规范，大家彼此很信任，但在中关村合作不成功的占多数，合作成功的是少数，搞技术的信不过搞经营的，搞经营的不敬佩搞技术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采访陈春先是在他的家里，这是《人物素描》第一次在被采访者的家里进行采访，原因是现在陈春先的家也就是他的公司办公室。陈春先说华夏硅谷公司最好的时候，资产也有好几千万，在天津也盖了办公大楼，但后来，“都卖掉还账了”。
采访陈春先我们是预备去听他讲过去的，听他讲他的意义，但陈春先三言两语就把自己最辉煌的1980年至1983年讲完了。
他说他对中关村的影响也就发生在这三年。可能和陈春先已经向无数记者无数次讲过那段历史，已经没有多少兴趣再重复那段历史有关，对于过去，陈春先显得很平淡。他说，“当初自己办服务部用的那两间木板房，现在已经拆掉了，那个地方，上次拍电视的人看过，不过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好拍的了。”
我们起先是不太忍心提陈春先办公司不成功的往事，生怕那样会刺伤他，所以，提问时陪着很多小心。但陈春先对自己失败的态度大出我们意外，以致于我们花很多的时间用在谈论陈春先办公司不成功上，而对陈春先之于中关村的意义采访却反而花时较少。
陈春先好像并不是太在意自己意义和形象的塑造。他说，自己1980年办的“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并没有进行工商注册，算不上公司，“我当时还没有公司的概念”。陈春先就是这样地坦诚和直言不讳，他反对什么，赞成什么，都表达得清清楚楚，毫不含糊。说到自己的失败，也从不隐讳。
同一事件说法不同，所传达出的信息也不尽相同。陈春先请我们在他的相册中任意挑选可在报纸上发表的照片。我们看到一张陈春先蓄起胡子的照片，就问陈春先什么时候也蓄起了胡子。这个问题触动了陈春先，他语调有些改变地说：“我因为公司间的纠纷被人绑架过两次，那张照片是从南京回来的路上拍的。”如果陈春先是一个掩饰的人，他回答“我因为办公司被人绑架过两次。”也算是对这一事实的描述，但这个回答传达出的是办公司的艰辛，而前一个回答传达出的则是公司间的恩怨。陈春先太诚实了。
陈春先对于曾经得到的和曾经失去的好像都不是太在意，他在意的是自己曾经做过什么以及他现在还能做什么。陈春先称自己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如果我已经没有任何想法了，没有事情可做或者说我不能去做，那么我可能比死了还痛苦。我这种人可能只有进了棺材，才可能没有了新的想法。”陈春先现在的想法是利用现有网络的冗余解决中国大多数人分享文化和财富的问题。这就是陈春先在三年前所提出的“D计划”。陈春先把他这个想法和许多商业人士交换过意见，做公司的人承认陈春先的想法很好。但是，商业是要把钱投入到有钱赚的地方，所以“D计划”不容易得到商业上的支持。
但陈春先还是为着“D计划”和Internet电话拼命工作着，每天有精力的时候就工作，实在工作不动了，就躺下休息，然后再工作。当我们把陈春先称为理想主义者的时候，老先生说：“我当然是个理想主义者，人怎么可能没有理想。”
来源：《知识英雄》
作者：刘韧、张永捷
来源: 刘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