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青年曾文祺
作者: 刘韧 | 日期: 2018-09-07
本文写于2001年。
曾文祺在台北市迪化街长大。迪化街是一条古老的街，从厦门向台湾跑的一批人，一进淡水河，就地落户做起南北杂货生意，就形成了迪化街。迪化街是台北最繁华的一条街，曾文祺家在迪化街开了一家杂货店。
小学时的曾文祺时常踩自行车，载比他还高的包裹，四处送货。曾文祺家有7个小孩，父母对子女没有很严的要求，放任他们成长，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父母有生意要照顾，顾不过来。
除去曾文祺三哥高中毕业不想念了之外，曾文祺家其他孩子都念完了大学。曾文祺很自豪自己的家庭既有商业气息，又有人文气息。他特别喜欢和人说，他的叔叔在纽约当画家，他的姐姐姑妈都是老师。在台湾，书香门第是一个让人景仰的称呼。
曾文祺念书不算用功，当他接到台湾交大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觉得应该和父母一起去放鞭炮。曾文祺喜欢交大，不喜欢台湾大学，只是因为交大在新竹，台大在台北，已经在迪化街上呆了18年的曾文祺想换个地方住住。
曾文祺考分不高，只能上航运技术系，这是交大倒数第二差的系，倒数第一是应用数学系。
跑船的
曾文祺拎一个小包裹，走到船边，抬头望悬梯，很高，顺悬梯爬了上去，曾文祺既好奇又担心。海上的风浪可想而知，海外的新奇从未尝试。怀着不一定要去的心情，曾文祺登上远洋的海船。
大二暑假，曾文祺第一次出远门。先到了日本，然后，横渡太平洋来到洛杉矶，过巴拿马运河的时候，一边是太平洋，一边是大西洋。站在甲板上的曾文祺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做宽广，以至于他后来爱和人说“心胸有多宽广，舞台就有多宽广。”穿过巴拿马运河，经百慕大三角洲，海船抵达纽约。在迪斯尼乐园玩过，曾文祺跑进美国水手酒吧长见识。西洋以及东洋光怪陆离的世界一下冲进了曾文祺19岁的胸怀。
大二“跑船”跑得高兴，大三、大四暑假，曾文祺都出去“跑船”，曾文祺将他的大学生涯概括为“跑船”的。在新几内亚，曾文祺和当地土著人开烤肉晚会，烤肉召来成堆的苍蝇，他还得吃，不吃不礼貌。曾文祺从小在商业环境中长大，接触过很多人，他喜欢《苏东坡传》，喜欢苏东坡那种“白天上朝跟皇帝弄朝政，退朝跟乞丐下棋、聊天”的生活。曾文祺能和船上的水手们处得很好。
“跑船”的确很有趣，那是因为每次只跑两个月，去玩一样，真得将它当成终生的职业，曾文祺有些含糊。虽然“跑船”是一般收入的五倍，但“跑船”在台湾地位很低，在台湾“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士农工商”观念很浓厚。曾文祺“跑船”的同学，最后只有一个真正“跑船”的当了船长。
台湾工研院
曾文祺坐在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设计室里画汽车引擎，窗外阳光灿烂，看到这样风和日丽的日子，曾文祺扔下手中的设计，和同事骑着摩托车，横贯台湾去了。
曾文祺既然已经体验过了“跑船”的乐趣，他就可以觉得自己大约不适合“跑船”。交大毕业，他考到台湾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研究所，去读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曾文祺照例去金门当了两年兵。几十年不打仗的封闭军队，会形成另外一套价值观，其中的官僚体系，会让曾文祺们经过很多洗礼，脱一层皮。当兵是很多台湾青年由男孩变成男人必经的历程。
蜕完皮，曾文祺进了台湾最高的研究单位——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张忠谋那会儿当院长。曾文祺在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研究汽车引擎。
工研院里，大家背景基本相似，彼此承认对方是台湾精英，在一起很有认同感。而且，工研院社会地位很高，薪水也很不错，但曾文祺很快觉得自己不是吃这碗饭的人。一则，他看到旁边做汽车引擎的人都比他优秀，更为重要的是，曾文祺觉得台湾研究汽车引擎没前途。“台湾没有汽车工业，即便投很多钱做出好的汽车引擎也没市场。既然不对，为什么还要投资？这个决策到底是谁在下？为什么下这个决策？”想不明白的事，曾文祺不会用力做。
因为只是做计划，偷懒比较容易，同时不会有人盯上下班，环境很宽松。曾文祺大部分时间用在郊游、网球、桥牌、看书上，放任自己去过快乐的生活。但是，太快乐了，曾文祺也觉得怪怪的，说不出来哪里怪，可能是因为太无忧无虑了，曾文祺有时也问自己，这么年轻怎么可以这么快乐？怎么可以这么无忧无虑？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曾文祺又捧起了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觉得他就像书中所形容的那样，轻浮在半空中，可以向这个方向飘，也可以朝那个方向飘，但究竟朝哪个方向飘，一时还拿不准，所以，就这么在半空中轻轻地浮着……
由于不能承受在工研院不知道做什么的“轻”，曾文祺离开了工研院，尽管在工研院很快乐。
曾文祺来到了美国，本想修个博士，回台湾教书。曾文祺在工研院的同事离开工研院一般都会在大学当教授，在台湾当教授是一份很好的工作。 但是，曾文祺后来放弃了读博士回台湾教书的计划，他觉得他尚且不能说服自己留在工业研究院设计汽车引擎，他又怎么能教他的学生这样做？在美国的曾文祺比他在台湾更没有依托，轻飘飘地没有着落。
曾文祺最终决定到企业里面实际看一看，看看自己能不能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在美国进修了一年多之后，他返回了台湾。
曾文祺进的第一家企业是做玻璃的，他们要转高科技，需要找人做规划。曾文祺名校毕业，又留过洋，还有工研院研发背景，显得特别合适，曾文祺一干才知道自己不合适。
“如果没有实际经验，做出来的规划，绝对都是学院式的。最可怕的是，自己在做一件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曾文祺的确能将规划做得很像样子，因为他念过很多书，但曾文祺知道这样不行。“我规划完了，老板要不要投资，是老板的事；老板投资会不会成功，我不能回答，也不敢回答。”这样做了一年，曾文祺决定不做了。
《京都陶瓷》
曾文祺又进了一家上市公司。曾文祺进去那天，董事长开大会说，今后就是要进像曾文祺这样的人才，这是公司未来的方向。五天后，曾文祺离开了这家公司。
就这样，曾文祺在很短时间内，换了七八份工作。后来，他实在烦了，就跑到花莲，帮他哥哥打理Acer专卖店，有时写写程序，每天看着大海跑步，自我放松，像他在工研院的生活一样，就这样又过了一年多，仿佛无忧无虑，曾文祺心里明白这样下去不是事，但他又不知道去做什么，不是没做过努力，但越努力越觉得没有目标，所以，只好不做。
一天，同学来访，邀他去做硬盘的马达，说日本人的是全世界最领先的技术。曾文祺和很多台湾人一样不喜欢日本人，但他去了以后，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敬业。“六点下班，台湾员工都跑光了，日本人会继续工作，没有人去吃饭，一直工作到八九点，然后才回家吃饭。”曾文祺后来也养成了一直工作到八九点然后回去吃饭的习惯，因为即便“五点半吃完饭再回来工作，工作也被打断了。”曾文祺原来吸烟，后来他戒了，因为厂内禁烟，要到厂外吸，但走到厂外实在太麻烦，太耽误工作。曾文祺从日本人那里学到的工作习惯是：每天从走进办公室到出办公室，不会有超过五分钟想自己的事情。
正是在这种敬业的氛围中，曾文祺一下找到了依托。“我原来老在半空飘着，因为怕错了方向而没有方向，生命就在等待中失去了意义。”敬业让曾文祺一下找到踏实感觉，他以前不是不想努力，只是不知道往哪努力更有价值。让曾文祺一下全身心投入的理由是：他满足于向日本人学到的技术——研发技术、量产技术、品质技术、管理计划技术以及客户管理技术，这些技术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曾文祺找到了摸到世界边缘的感觉，他很兴奋。那一年他30岁。
那两年，曾文祺公文包中时常装着稻盛和夫的《京都陶瓷》，稻盛和夫在《京都陶瓷》中说：“成功从追求完美的一天开始”。曾文祺向日本人学到了积极的态度，学到了“工作投入是自己的乐趣，跟老板发多少薪水没有关系。”以前，曾文祺做什么都无所谓，都觉得没多大兴趣，是因为他总在想以后。现在，他不会再多想以后会怎么样，他只是专心致志地将当下的事情做好。
《京都陶瓷》使曾文祺从半空中回落到大地。
明基苏州
1996年底，明基急于从台湾派一名总经理打开市场，却没人敢来，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的理由，其中包括“我妈妈不让我去。”半个月过去了，曾文祺实在看不过去，主动请缨。
和日本人学完，1994年，曾文祺加入明基电脑有限公司，担任光驱产品经理。曾文祺前任做这个工作做了半年，累到胃出血住院。曾文祺做渠道、选料、采购、协调、销售，每天忙到十一二点，也很累，但此时他已经学会了以苦为乐。
曾文祺的职责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Acer CD-ROM，所以，他要不停地去韩国，到日本，看欧洲，跑美国。
两年间，曾文祺经历了光驱技术从两倍速四倍速向六倍速的飞跃，经历了光驱价格从100美元转瞬间降到80美元再降到60美元的波动，这些极端的变化培养了曾文祺的预测能力，要不然“一下就活不下去了。”
两年间，曾文祺开拓了Acer CD-ROM在全球OEM业务并贯通了全球行销通路，使Acer光驱成为全球前五大光驱品牌。
光驱做成了，曾文祺被转到做显示器，显示器是明基电脑的看家产品。曾文祺负责全球操盘，刚做半年，遇到苏州明基成立两年多，急需打开国内市场，但无人敢来的情况，“我不是为我自己来的，我是为了明基电脑策略性增长而来。”
曾文祺一个人来的，抵达苏州立即到明基苏州工厂里抓了四个人：一个做助理，一个做市场，一个做渠道，一个做OEM sales。
曾文祺从自己最熟悉的OEM业务入手，带着OEM sales全国跑。曾文祺去敲联想和方正的门的时候，很自信，因为他敲开过HP和DELL的门。有着丰富国际OEM经验的曾文祺知道客户选OEM，是在选策略合作伙伴，不是在做一单生意。所以，在OEM三个要素（价格、交货期、品质）中，曾文祺将品质放在第一，价格放在最后。“光驱坏了，用户不会将光驱抽出来返修，电脑由十三大件拼在一起，如果OEM不能承诺品质，整机厂商仅仅因为返修就没法做。” 国际大OEM有一套自己的语言，一套沟通品质的表单，曾文祺知道如何运用。给客户看自己的品质，有些客户还不懂看这些表格，曾文祺就教他们怎么看，国际化和专业化使曾文祺倍受信任。另外，“客户催货的时候一定要给他货，日本厂商就是因为交货期延迟被干掉的，韩国厂商交货期也不是太固定。”
曾文祺也有自己坚持的地方，他有句名言：“如果非要喝这杯酒才和我做生意，这个生意我不做了。”曾文祺有他的道理：“如果我的服务都做得很好，你仅仅因为我不喝这杯酒而不和我做生意，我也不要和你做生意，为什么？因为我认定你这家公司没有未来，我也不要投资在你身上，我只投资在有潜力有未来的公司身上。全世界生意不可能一家公司全做，我就挑价值观与我相符合的公司做。” 曾文祺最高兴的事是，去OEM客户演讲，最高兴别人喊他老师，他觉得他讲的理念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他觉得这比喝酒重要。
《领导革命》
曾文祺站在苏州，感到肩头的担子很重。Acer是台湾惟一的世界性品牌，曾文祺觉得他来国内就是来跟SONY、三星、飞利浦抗衡的。OEM的单子虽然已经装进了口袋，但曾文祺将它看成暂时目标。
曾文祺来到苏州，同时种了两种树，一种是短期成材的泡桐，一年之后成才就能有所收获；另一种是红木，渠道品牌的红木要慢慢长。
2000年，曾文祺读得最好的书是《领导革命》，书上说，要超越竞争对手，就不能模仿竞争对手，必须另寻商业模式，另建游戏规则，只有在新的游戏规则中，才有可能将竞争对手原来的优势扭转殆尽。曾文祺用这一招在DIY市场上屡试不爽，使自己种的红木长得和泡桐一样快。
键盘
曾文祺做键盘之前，选择键盘主要问价格，然后是形状，最后是性能，没人关心触感好坏。曾文祺知道Acer键盘触感好，是按人体工学做的。
曾文祺做键盘之前，做键盘没见谁打过广告，卖键盘拼的就是价格，拼命搬货就行。台湾总部也说，键盘是不可以行销的产品。曾文祺不信，曾文祺心说，“我是做行销的，你告诉我键盘不可以行销是什么意思嘛。”仗着自己以前的业绩，曾文祺拿出销售额的5%做广告。触感的广告一出，不到一年，再做市场调查，6成的人选键盘，首选触感，选触感就是选Acer，Acer键盘从原来的零增长到现在的三成或者四成的市场份额，如果算上假冒Acer键盘，市场占有率可以超过五成。
光驱
曾文祺冲击SONY光驱之前，深知其品质卓越，但无论品质多好的光驱，读盗版碟都不会好。曾文祺抓住这一点，让总部赶快调整光驱内的程序，使之遇到质量不好的盘片降低速度多读几遍或者跳过。曾文祺为此还特地给这种光驱弄了个鳄鱼形象，取意“鳄鱼什么肉都吃，Acer光驱什么碟都读”。一年时间，Acer光驱也做到了配套市场第一。
鳄鱼光驱赢了，曾文祺将眼光盯住了刻录机。当时HP第一，高高在上。曾文祺赌刻录机进入家庭的转折点，突然将刻录机价格降到了999元人民币，受美国总部指挥的HP刻录机依然像卖金子一样卖刻录机，2000多元人民币一台。
一年以后，HP刻录机的用户满意度依然是第一，Acer可以打六七十分，但曾文祺已经将刻录机的游戏规则由商用专业改成了家用价格与渠道的竞争，而Acer刻录机的新定位太有优势了。也是一年时间，曾文祺赢过了HP，在内置式刻录机市场成为第一。
显示器
显示器方面，曾文祺现在还在和飞利浦打仗。14、15寸，曾文祺不求量也不杀价，靠OEM维持一个不太难看的数字，等于半放弃，曾文祺腾出精力专做17寸显示器，17寸做完，曾文祺做17寸纯平。到2000年，曾文祺预感液晶显示器会上来，所以，在2000年Acer液晶显示器每月只有两三百台销量的时候，砸很多钱做液晶显示器广告。2001年，国际液晶显示器价格果然大幅下调，国内因销量不高，众厂家不愿意降价，曾文祺看透了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于2001年4月，宣布液晶时代到来，准备大打出手。但这一次曾文祺的对手不只是反应缓慢的国外厂商，联想在6月加入了液晶显示器的角逐。“他炒作的力量一定比我大，他一炒作，波浪一来，我就站在浪头冲浪，现在液晶显示器市场报告显示我是第一名。”
曾文祺在中国市场上杀得起兴。
读书会
2001年8月24日，下午3时，明基北京公司停止办公，所有员工集中在会议室，听曾文祺讲课到下午6点半，而曾文祺所讲的内容并不属于紧急情况，一份营销的案例，一份GE用人之道。
但曾文祺将这看得比什么都重，他每隔两个礼拜都会有一个礼拜跑向明基各地分公司和员工们一齐开读书会。读书会的形式和大学里面的讲座类似，曾文祺连续讲3个多小时，讲到声音沙哑为止。
在苏州总部，读书会一般会安排在晚上六点到八点，在分公司则会辟出专门时间多讲一点，而且，很可能连续开两个读书会。曾文祺两三个月才能到分公司一次，他总觉得分公司因此失掉了很多学习的机会。尽管曾文祺要求他不在的时候，他们自己开读书会，但曾文祺还是不放心他们自己读书的效果。
传统管理学认为，一个人可以直接管理7到13个人，曾文祺想直接管理更多的人，想让更多的人跟着他学。所以，他推崇彼德·杜拉克，彼德·杜拉克说，理想的组织类似交响乐团，每个人都学有专精，指挥可以用一张乐谱指挥两三百人的乐队。读书会就是曾文祺的乐谱，对于指挥来说没有比乐谱更重要的了，所以，曾文祺不可能不重视读书会。
为了将乐曲奏好，曾文祺亲自挑选乐队成员。他面试新员工，只问转折点、价值观、社团活动，不问学业，在曾文祺眼里，“平实务本，追求卓越，关怀社会”的态度比一时的技能更重要，因为，“技能可以培养，态度是先天遗传。”
曾文祺乐队的人被其他公司用超过两三倍的薪水挖走，曾文祺不会生气，他认为，这说明了他这个做老师的价值。而且，“人才是一条河，有流进流出才会川流不息。”如果他乐队的人被其他公司加500元就挖走了，曾文祺就会反省“为什么人家多加500块就可以把他挖走？”“他留在我身边的价值难道还不超过500元？”此时，曾文祺会感到很失败。
曾文祺也不怕自己培养的人到竞争对手那里去，调回头来和他竞争：“第一,我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我自己，他跑过去就真能成为我的竞争对手？难道我就没成长了吗？如果我被我教出来的人打败，那是活该失败。第二,如果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就不会恶性竞争，我会和他成为很好的良性竞争的朋友，如果他是一个很坏的人，他根本在我这里学习不到东西。”
4年前，曾文祺只身从台湾来到苏州；4年后，曾文祺站在苏州，身后跟了一支队伍；曾文祺在最有挑战性的中国市场业已成功，现在他站在苏州望向西南，渴望征服东南亚市场。
手记
2001年8月30日9点30分，我收到曾文祺（michael）秘书应昉的email：
刘韧：
早上好！昨天又听到michael提起您，您是不是和他在聊天的时候说过您会推荐给他十本书，十本影响过您的书。michael 对您“许诺”他的书非常感兴趣，您是否可以告诉我是哪十本，这样我在转告michael的时候也可以顺便copy一份留给自己。waiting for you!
Thanks & Best regards,
fannie应昉
我随即将书单发给了曾文祺和应。9点38分，应“Thanks a lot!”；10：44分曾文祺回复：
Dear Liu,
Thanks for your recommendation.
Dear Fannie,
Could you help me to buy those books.
Michael
没想到曾文祺会在意一个文学青年的书单，那天晚上，我和曾文祺随意聊起影响我的10本书时，曾文祺说他看过书单里面的《梵高传》。我说，我在《梵高传》中看到了激情以及埋藏在每个人心底的进步渴望；曾文祺说，他在其中看到的是人文关怀。
曾文祺希望，他能像梵高倾其所有关怀矿工那样关怀自己的员工，曾文祺不仅要求自己有同情心，他也十分在意自己的员工是否有同情心，他不愿意教没有人文关怀的人，甚至不愿意招聘他们，在这一点上，曾文祺义气得像个文学青年。曾文祺有自己的道理，他说，行销是一种文化，没有“同情”基础无法行销成功，他说，到成都喜欢成都人，到东北喜欢东北人，到广州喜欢广州人是他的天性，是他吃行销这碗饭的基础。
曾文祺利用一切机会和他的员工“同情”。2001年8月24日晚6：30分，读书会结束，曾文祺和作者一起吃饭，然后接受采访。在公司过道上，曾文祺不停地喊手下同去，由于事前没打招呼，有几个手下有事不能去，但这一点都不妨碍他继续喊另外的人同去。曾文祺喜欢热闹，喜欢跟随。曾文祺喜欢读书，记忆力也好，但他不掠人之美，谈到管理，谈到管理思想，该是谁的就是谁的，他会说，“这个问题韦尔奇的论述最经典，一二三四五……你去看他的准没有错。”他不会将韦尔奇的观点从他口中直接说出，混淆主谓。
晚11点，采访结束，曾文祺拎个包，起身打车去酒店，他的身影像少小离家闯天涯的徽商，不像台北市里后现代的青年。曾文祺说，他现在已经不太习惯回台湾了，纷繁的政治纷争让他厌烦，他说，他更喜欢国内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氛围。
来源：《知识英雄2.0》
作者：刘韧
来源: 刘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