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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企业案例研究潮头初现 胡延平 1999年底，2000年初，从北京的风入松、国林风到广州的购书中心，有一本包装普普通通，名字稀松平常的企业案例研究专著连续多周登上畅销书榜。书名叫《企业方法》，上市一个多月，总销量3万多册，有出版媒体形容其"风头赛过赵忠祥"（赵忠祥近期也有一本新书面市）。 《企业方法》的作者是IT知名专栏作家刘韧，此前他的另一本书《知识英雄》销量达到9万多册，与他人合著的《知本家风暴》也一度是图书市场的热销品种。有人因此说刘韧创造了图书市场IT题材畅销图书中的本土作家神话，因为以往领风骚的几乎清一色是翻译作品。《网络文化丛书》郭良主编在评介刘韧的作品时认为，翻译过来的IT书籍与日俱增，真正由中国人认真写的书却屈指可数，而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视角，有自己面临的问题。刘韧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头。图书出版界人士在分析畅销原因时认为，从《知识英雄》到《企业方法》，刘韧的创作正好吻合了两个最大的卖点---信息经济热浪和企业案例研究热潮。 联想集团董事局执行董事兼高级副总裁杨元庆认为：研究企业方法和企业管理在中国是比较迫切的。过去我们没有自己的企业实践，管理书中的内容大多都是国外的。而刘韧的《企业方法》就是想找到中国企业在现有的发展阶段的成长历程，结合中国实际、中国企业的现状来做文章。应该着眼长远。方正电子有限公司总裁李汉生称：《企业方法》是以一些企业的案例来体现企业的管理理念。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值得去看。 谈到写作目的，刘韧说："在我为准备《企业方法》栏目苦读萨缪尔森《经济学》的时候，我为书中讲到'美国的事业是企业的事业'这句话打动了。在苦等了若干年之后，在终于明白了是企业不是别的什么力量创造了这个社会主要的物质财富之后，中国终于迎来了创办企业最好的外部条件，中国这一代年轻人终于逢上了最好的创业机会。可是，当机遇、才华、资本、技术这些办企业的基本要素都具备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缺，可以挽起袖子大干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其实还缺乏办企业最关键的储备---办企业的方法。 刘韧举了个例子：陈春先1981年在中关村办起了第一个公司，成为"中关村第一人"，但当他在为资金发愁的时候，他在美国的12岁的孙子却用练习簿给他写了12种筹集资金的办法。正因为缺少办企业的经验，所以，中国计算机产业14年来积累的办企业的经验就显得格外珍贵。企业如何组织、如何运营；企业的目标和战略如何制定、如何修正；企业文化如何形成、如何发展；人才如何吸引、如何管理；财务如何结算，如何统筹，如此等等的问题我们或许已经从教科书上得到过一些概念，但好的厨师绝不是对着菜谱就能训练出来的，我们需要实证式的记录。在经历过许多失败以后，大家已经意识到，企业决不是谁想办就能办得了的（不用考虑盈亏利润的企业除外），而中国IT企业在不长的14年时间内积累起来的做企业的经验之于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多少创办现代企业经验的中国来说，实在是太可宝贵了。 企业方法与后PC逻辑 吕彤 企业方法是个什么东西？把《企业方法》这本书从头看到尾，仍然无法弄明白：比如定义是什么？内含和外延是什么？ 刘韧和他那些在中关村混的朋友们，好像特别喜欢"造词"：知识英雄、知本家风暴，其实让他们拿出个解释，和读完书的我一样似是而非。一年多前读《知识英雄》的时候，不认识刘韧，现在认识了，质询的结果是：干嘛我要给出定义，读者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成了。 知识英雄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哪些人算是知识英雄？群类特征是什么？是不是今天有知识的人就是还是那些拿知识赚了钱的算"英雄"……当初没有闹清楚的问题，现在恐怕依然稀里糊涂，但是有无数的人都把"知识英雄"挂在嘴边。我相信"企业方法"的命运也会如此，让我脑子里的问题仿佛越来越愚蠢。 记录一些成功企业的故事 刘韧说，他只是记录。中国没有自己的MBA，以致某个企业的某个案例被外国某教授选入MBA教材，在我们是个特大的新闻。刘韧希望，把一些成功企业的经验教训记录下来，呈现给后来者，应当是件功莫大焉的事情。 刘韧只是个记者，用经济学学理要求他，比如概念的规整，逻辑的严密和数理模型的建立，是他力所不及的。他能够记录的，只是一些他接触的成功企业的一些故事。他说，刺激他创作此书的初衷，是那个在他看来不太成功的《联想为什么》，却卖得特别火暴，他认为原因在于有太多的刚刚步入商界的人，太过需要一些中国的比较成功企业的书。 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企业没有能拿出MBA经典案例来，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成功的企业。现在我们有了联想、有了方正，还有金山、新浪、金碟一大批正在成长，虽然我们依然弱小，在世界产业食物链上还处在草履虫阶段。但至少，我们有了一些市场经济下，能够赚钱的企业了。 《企业方法》的副标题叫《中关村财富之源》，发行人是想搞个畅销书，作者却执意把自己思考的严肃问题塞进去，接下来的尴尬问题是书店不知道这本书往哪里归类一个。作为一个读者，我是希望他能够进入泛经济学类的。就像八十年代报界曾经承载中国启蒙运动一样，我希望对于中国企业形态的深入研究，也能够从这里开始，不要太学理，讲故事，讲道理。 企业方法大于企业管理 官修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定义是：产权明晰、政企分开、职责明确、管理科学。刘韧认为，自己的企业方法应该是高于企业管理的。 方法是一个非常平易的词，中性。解决企业的问题，不是一个管理能够得到的。从邯钢回来不几天，好像谁都能一套一套的"成本核算法"，但实际上，没见几个国企就地脱困。联想总裁柳传志曾经对记者谈起过高阳创作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什么都在作家的脑子里了，所以料事如神，情节就容易丝丝入扣，特别引人入胜。而实际做企业，要不断地"试"，随时随地改变计划。企业方法概念的提出，实际就有这么一点黑猫白猫的味道。 所以，《企业方法》都是在讲故事，有事件地点人物，然后才有事件的发展和结果，脱离任何一个方面，都会成为缘木求鱼。 中国是个剧烈变动中的社会，蕴含着大量的机会。同时这些机会也都带有相当的不可再现性。联想、方正都是最成功的企业，但书中的柳传志、张玉峰都强调了各自成长的偶然性机遇。 中国还有特殊的"国情"。刘韧曾经问柳传志："你百分之多少的精力用于研究企业发展有关的问题？"柳总想了想，"大概百分之三十吧！"这才是中国的现实，在中国，为什么国外的那套管理科学不那么灵光，是因为中国有太多的"国情"。"国情"是游戏规则之外的，他是一种约定俗成不言而喻，但如果你不按照"国情"行事，就会发现这些不属于规则的"规矩"，往往比规则还厉害。 中国还有独到的创业初始形态。比如求伯君的金山、王新的瑞星、宋朝弟的科利华，在几年后的今天看来他们的创业故事就有些天方夜谭，可那时真的。近日君子只能从他们的冒险中，多一些临渊羡鱼的慨叹，然后再掂量一下自己准备创业的钱袋和胆量。 联想、方正、金山、TCL电脑、湘计算机……这么一长串名字的背后，都有许许多多成功或者失败的故事，就像作者所希望的那样，对于准备创业的人们，是"财富之源"。 为什么是这样一些企业 书的副标题"中关村财富之源"，无论从何种角度，都似乎无法承载"企业方法"这样宏大的主题，不免哗众取宠之嫌。 中国经济是一条混行道，里边行驶的既有最时髦的奔驰、宝马，也有小面、三轮，甚至牛车、驴车，这是后发展国家的典型场景，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就其重要性和影响力而言，最深刻的仍然是国企脱困、职工就业。即便中关村现在是一个全国性的概念，被许多热心的业界人士吹捧为"二十一世纪看中关村"，它仍然只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不是份量最重的部分。 刘韧选择的是一条快车道，IT是中国经济最接近世界潮流的地方，是最先放开完全竞争的行业，是变化最快也是最多梦想与机会的地方。刘韧认为，世界已经进入后PC时代的秩序与逻辑，那工业社会的逻辑思考问题不免荒谬。 柳传志也常常抱怨，他的那些经验和构想，我们的领导人听了"眼睛不放光"。虽然这些人也认同联想的经验和成功，但拒绝用新思维解决问题。 "根本的问题是他们是否年轻（不单指年龄上的），是否还有活力，是否还有创造的冲动。"刘韧认为，中关村在这个意义上是拉动创新的火车头，因为除了柳传志、张玉峰，中关村还不断贡献宋朝弟、求伯君、丁磊、张朝阳等等奇迹，激起年轻人的野心和梦想。 一个刚从清华毕业两年的程序员对他父亲说："我做了一个艰难的抉择。"他刚刚决定拒绝雅虎！的25万期股，决心南下创业，25岁的他说："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我已经是中年人了，没有时间可以荒废了。"他的仍然生活在七八十年代管理水平的国企的父亲颇为困惑，但他对儿子说："我无法判断你的选择对或者错，但这事让我尊敬你。" 中国不缺少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构成了中关村也是中国产业的希望；但似乎非常缺少这样豁达的父亲。刘韧说，既然无法说服他们，我也懒得去说，那么我就抛开他们，给需要听我讲故事的人听。 梦中的财富与身边的故事 梁宁 做人、做事、做企业，是三码事--做人最重要的是修身，做事最重要的是组织，做企业则要求战略和经营模式。 做人、做事、做企业每一次的成功对于当事人来讲都是艰难的蜕变：使他成为好员工的素质也许并不能使他成为一个好经理，做一个好的Manager也许做不了好的Leader。在每个人的一生里，会不同程度地经历类似的蜕变，只是有的人变化大一些，有的人变化小一些，有人尝试一下又退回去，有人能够不断承受蜕变的痛苦达到人生的一个新高度。 第一次认真读刘韧的《企业方法》是它还在《计算机世界》报上连载时，一篇讲联想电脑的发展历程的"每一年，每一天，我们都在进步"。 那时侯，我正在负责推广一项自主研发的计算机外设产品。联想电脑的成功传奇是无数IT企业企图效仿的模版，但是我们只能从各媒体对联想电脑的某一新产品，某一市场活动的报道中，找出来只鳞片爪，推测联想电脑的经营思路。可是，如果不了解整个联想电脑的发展历程，不了解联想电脑经营模式的成因，不了解联想电脑是管理大批的高科技人才，和规范内部运作，单纯去追随某项产品或者某个市场活动，是没有多大意思的。 我把"每一年每一天我们都在进步"这篇文章从网上摘下来，MAIL给我部门的所有中层干部。所有人都发出共同的感叹："联想电脑96年前的经历，与我们何其相似。"我们根据这篇文章，把联想电脑在94-98年的产品线结构、产品思路、组织结构、主要经营理念、用户群状况、竞争状况、商务/物控/渠道等运作部门的成熟度，几年的情况做了一个列表，清晰地看到了一个与我们类似的一个企业的成长，为我们设定自己的发展路线提供了非常重要参照物。 这篇文章里，令我收益斐浅的另外一点是联想电脑对企业文化的阐述，"企业文化弥补规章制度所不能约束的空白"。中国企业比较国外企业，差得多的不仅在于管理和技术，还在于战略规划能力和企业文化。联想电脑对这一点的阐述，非常透彻地解释了企业文化在企业中的作用，为一个企业如何有意识地营造企业文化提供了非常好的方向。 从这篇文章开始，我发现"企业方法"是非常棒的一个栏目。因为它的信息量非常大，并且讲得都是我们身边的故事，而这些故事，过去基本上我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要归功于作者刘韧的对采访选题的精心设定、高超的采访技巧和不加粉饰素描式的记述手法，使得散落在我们周围的宝贵经验（教训），得以照亮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的视野开阔。 此后不久，我把"企业方法"中的又一篇文章"科利华跃进"贴到了我们公司的BBS上。 创新将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生存技能之一。 《财富》杂志刊登一篇文章，讲某人问一名学者，"IBM能否在IT的新时代里获得和它在上一时代同样的成功？"学者回答："那要看IBM高层管理者中有多少人懂得西海岸的经济，高层管理者中40岁以下的人占多少比例"学者进一步归纳，说这是创新基因的问题。 联想总裁柳传志说得好，创新是对根本目的的深刻认识。 "科利华跃进"讲的是思路创新的故事。按照一种思路，一些障碍是无法跨越的，但换一种思路，也许它就不再是障碍了。比较起来，科利华很多地方都不符常规，比如它的老板本人没有打过一天工，做教育软件在该领域内已是比较成功，使它在全国扬名的却是和自主研发的软件一点不搭界的书；科利华很多做法不符合常规，如卖软件换餐券，再卖餐券才赚到钱。正是由于科利华从思路上跃进了，所以它得以成功地跨越上述问题的障碍，完成企业的目标。 蚂蚁的世界是二维的世界，因此它完全没有三维的概念，我们的世界是三维的世界，所以我们认为四维空间是无法想象的。我们的工作生活中，是不是也因为受周围环境及习惯的影响，从而认定一些事情必然是某样某样的。 推荐大家去看《科利华跃进》，不是让大家照葫画瓢地学他如何炒做一本书，或者卖给餐厅一个系统。而是希望大家看到，在我们惯常的思维外，其他的做法也可以达到目标，而且可能更快更好。 《企业方法》的价值还在于，它以最快最朴素的方式反映了我们周遭的变化。 1999年给予中国商人最大的观念冲击莫过于Internet、电子商务。1998年，IBM将电子商务定为其在华的主要市场宣传点时，大家还一片迷茫，不知电子商务为何物。99年，先是张朝阳被评为世界数字化生活的50个重要人物，引发了媒体对于数字人物及这个行业的高密度报道；中国驻南斯拉夫被轰炸，使网络媒体显示出空前的高竞争力--最快速及时的新闻发布，SINA的大名由此远播…… 然而互联网企业到底什么样？他们何以创业、何以生存，他们怎样看待自己的明天？"网上寻梦"讲了在中国最负盛名的四家网站的故事，搜狐、新浪、网易、CHINABYTE。因为行业相差太远，他们的大模式对我来讲感触不深，但是一些细节却让我觉得颇有受益。比如王志东如何实现从程序员到经理人的转变，张朝阳如何赢得第一笔投资，CHINABYTE用很多钱投资到硬件上，后来发现很不值得。 知道〈企业方法〉结集出书，非常高兴。马上买一本收藏。书中讲的故事与自己的生活状况、行业状况相去甚远其实也不重要。因为，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人生是相通的但是你的理解，会因为你的阅历与心态的不同而不同。今天，你没有感触的东西，也许两个月后就会感慨万千。 〈企业方法〉讲了联想、方正、金山、瑞星、科利华、搜狐、新浪、网易、CHINABYTE、联众软件、实达、用友、金蝶、浪潮国强十几个公司的故事，包括企业战略、经营模式、管理瓶颈、业务整合、合纵联衡、人员激励、竞争策略、企业融资、企业文化等几十个常见的企业问题。 刘韧自己讲，每一个企业的方法各不相同，大家不要希望能够从别人那里得到一套现成成功模式，而是希望大家读完了他的故事，掩卷而思，有所感而做出自己的事业。 总而言之，〈企业方法〉是非常值得一读的好书。 评《企业方法--中关村财富之源》 杨光 金秋意味着深沉，更意味着收获，在10月里，刘韧先生扶出了第四部呕心呖血之作《企方法--中关村财富之源》。 这是一本谈管理的书，但它谈的绝不仅仅是管理；这是一本谈IT的书，但它所谈的也不远远不只是IT企业。《企业方法》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能够汇管理与故事于一体、熔哲理与情节于一炉。过去，国外类似的书籍我们也见过一些，譬如关于微软、关于英特尔、关于IBM，我们都可以举出一些，然而，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人文状况和经济现状的不同，外来的和尚不一定好念经，阅读起来常常会有隔靴搔痒之感，加之经济形势日新月异，一本书从写作、到翻译、到再出版，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过去，读者看到的事实已经是"过去时态"了。而国内，此类书籍更是少之又少。去年好不容易出了一本《联想为什么》，却又仅限于联想一家企业。我们关心联想，但我们更关心整个外面的世界，因为世界是联想的，更是大家的，正所谓"一花独放春未到，万紫千红才是春"。何况，《联想为什么》由于是局内人所定，看问题难免不够客观。管理图书，特别是既摆事实又讲道理的管理图书跟不上趟，这是出版界的一个空白。 作为中国IT文化奠基人之一的刘韧先生，看到了这一空白，并将自己独具特色的笔触深入到了中国IT界的深处。如果说《知识英雄--影响中关村的50个人》和《知本家风暴》属于创业者传奇，《中关村问题》则更进一步地展示了刘韧对中国IT业的深入思考。但是，英雄仅仅代表个体的能量，无法体现集体的智慧；而"问题"反应的只是企业的一个侧面，也不能代表全体，一个企业不可能只存在问题。《企业方法》的问世，意在通过生动的语言、深邃的思考展示一个完整的中关村。 在我们的印象中，一谈管理，往往就想起开会、树典型以及"抓两头促中间"的简单工作方法，在企业界，将管理异化为"权谋"者有之，粗放经营者有之，经验主义者有之，排斥学习者有之……中国IT界洞悉管理真谛者寥寥无几，过去的几本书告诉我们，刘韧先生是IT界少数几位清醒者之一。 清醒并不意味着枯燥和冷漠，它也可以把火热的激情和睿智的思考融汇贯通。《企业方法》绝不是一本从概念到概念的管理学或者经济学的菜谱，也不是想对中国企业发一通牢骚 ，而是试图用细节、故事以及可操作的步骤，给正在做企业或者立志做企业的人士提供一些帮助，它试图将中国计算机产业作为一个整体关照，它所集中的个案都是中国计算机产业中最典型的。脱离产业背景和人文精神谈论管理概念没有意义，本书中，刘韧通过故事和个案 分析探讨管理，按时间顺序组织材料，用起伏跌宕的情节构架内容，力求还原企业在重大转折关头的真实场景。而在坚持管理性、故事性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自己身上所具有的产业性。通过对不同企业的调查分析，真实地描述出了做企业的方法，在侧重企业运作和管理的同时，还深刻地分析了找准技术方向和把握市场机会对于一个企业的意义。 全书分为15篇，《不申请专利的知识》、《方正过管理关》、《实达PC挤过独木桥》、《科利华跃进》、《与微软"作战"》、《TCL来了》、《瑞星读〈甲申三百年祭〉》、《体制不是借口》、《不想再替别人打工》等。简练鲜明地记录了联想、方正、金山、实达、TCL、科利华、用友等数十家IT知名企业的管理精华，并穿插了柳传志、杨元庆、张玉峰、求伯君等管理大腕的现身说法，渗透着浓厚的时代气息。其中联想创始人柳传志的"办小公司有农民式的狡猾就可以了，但是办大公司，再使用习以为常的农民式狡猾肯定会坏大事"，幽默而又深刻地道出了企业方法的真谛，而新浪、搜狐等国内知名ICP管理之道及而张朝阳、丁磊、王志东等几位数字英雄的性格魅力融入到整个企业的文化中去，预示着一个崭新的网络时代的悄然来临。 虽然每个企业各有各的个性，然而不同企业之间也不是没有规律可循，实际上，不同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共通之处，此企业历史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彼企业在发展壮大中也可能会遇到，通过对其他企业道路的回顾，新的企业完全可以得到教训和启示，少走弯路，譬如在组织运筹、产品开发、市场营销、人才管理、财务结算、企业文化等等诸方面，得到启发。 虽然刘韧一再谦虚地表示，《企业方法》是中国计算机产业界当前管理实践经验的集体智慧结晶，它的史料价值可能要大于它在方法论上的价值，然而我认为，《企业方法》有许多创见。刘韧先生有一段话可以看作这本书的点睛之笔："一套好的管理制度和方法时刻都在为企业创造更多的效益，一套不合适的管理制度时刻都在妨碍着企业的效益和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套制度之于企业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几单生意做成与否，甚至要大于一个企业几年的业绩。" 虽然《企业方法》写的都是IT企业和IT人物，但它在中国企业界有着更普遍的意义，它反映的是中国企业的最具典型意义的一个切面。由于IT技术的高速发展，IT业有着较其他行业更激烈的竞争和碰撞，和更前卫的经营思想，IT人物都是走在时代前沿的管理者，他们不仅是在创电脑的业，而是在创"人性"的业，在创机制的业，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构成了中国IT行业的一幅全景壁画。 IT行业的昨天和今天，也一定能够折射出其他行业的明天，其他行业的企业同样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借鉴。 企业方法：中关村最大的财富 黄检良 中关村重来不缺少热闹，最近似乎更热闹。一方面中关村成了国家级高新技术试验区，在中关村区域的企业据称有减免税优惠，使得中关村附近的地产商特别高兴；另一方面是有一家房地产商拉上中国几个著名的IT厂商以中关村的名义上市，特别炒作了一番。以至于现在流传一个新民谣，叫"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二十一世纪看中关村"。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附近因为集中了中国科学院的诸多研究所和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而成为中国高水平人才的集中地，十余年来更是因出现很多高新技术企业而有中国硅谷之称。但中关村无论是作为北京市的实验区还是全国的实验区，其实验的内容到底应该是什么却未有明确说法。作为高新技术实验区，中关村诞生了很多全国领先的技术，填补了很多国内空白，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差仍然甚远，因为中关村的企业大多是外国著名厂商的代理商，核心技术掌握在别人手里，以至于即使联想这个中关村最成功的企业也只得宣称走的是"贸、工技"的发展道路，因此，从技术发展这个层面来说，中关村实验的成果是有限的，那么，中关村之所以能从北京市的实验区变为国家级实验区，其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呢?在制度，在企业方法上。 我们中国人是比较崇拜技术的，谈到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言必称四大发明，但是，一个不容讳言，不能回避的事实是，四大发明未能引发一场生产力的大革命，火药只被用来做礼花、放焰火，供宫庭权贵享乐之用；指南针被用来看风水，选祖坟。据经济史专家考证，中国在14世纪即已发明用焦碳炼铁的技术，在技术上已经具备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条件，但是，我国最杰出科学家的贡献被当权者当作"奇技谣巧"，无疾而终。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技术是重要的，但技术决非万能，一种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重要的前提和条件，这种前提和条件即制度，或者说制度先于技术，制度创新是技术或者说科学技术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前提和条件，没有制度创新，科学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不会自动转变为生产力。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即使没有技术进步，制度的创新也会带来生产力的大发展。这方面的例子远的有上世纪末日本的明治维新，近的有我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不到三年，我国的粮食问题就基本解决，而其中主要的贡献不是技术，而是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解放了原有生产关系对农民的束缚，从而释放了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劳动者的积极性。 如果我们需要在制度和技术孰者更为重要方面作为一个抉择的话，我们应该毫无犹豫地说制度。 制度是一个很广义的概念。如果说技术--甚至说科学技术--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话，制度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有一系列安排，这些安排涉及到观念、组织、管理、体制、等诸多要素。恰恰在这些方面，中关村的创业者们为我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缺乏有效的国内保护，中关村的高科技企业在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直面国际竞争，在与国际跨国公司这些"巨狼"同舞的同时将这些公司先进的管理理念、先进的组织方法和管理制度、营销方式等直接移植过来，全方位与国际接轨，对国内传统的企业制度、企业方法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从企业产权安排、内部机构设置、生产流程管理、营销体系建设到员工激励方式等，无不领风气之先。可以说，近20年来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进入中国基本上是这样一个途径：国外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外商独资企业以中关村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国内企业；中关村是国外先进的企业制度、管理方法、组织方式、企业经营理念进入中国的传送带，中关村企业是中国新型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培训的黄埔军校。对上述评价，我们不需要太多的论证，我们只要对某些事物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以看出来，比如IT领域的展未活动与全国糖酒订货会比较，IT类的几个专业报刊如《计算机世界》与其它行业媒介比较，我们就会体会何谓传统叫卖，何为现代营销。有比较才会有鉴别，才会真正体会到中关村对我的价值和意义。 联想副总裁杨元庆在被授予五四青年奖章时谦虚地说"我的贡献只是发现了高科技企业的方法"。这个贡献不得了!我们今年建国50年了，无数的企业家、理论家、政治家在不停地探索，探索了50年，实践了50年，可我们仍未找到搞好我们的国有企业的办法，在笔者写这篇文章的下午，中共中央的15届4中全会正在举行，共和国的决策者们正在讨论办国有企业的方法，而杨元庆们、联想们在中关村的贡献无疑对决策者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关村的贡献不是王辑志的四通打字机、不是倪光南的联想汉卡、不是王选的激光照排系统；虽然这些技术和发明能使所在企业有一个跳跃式的发展，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近20年来，太多的中国企业走过了"从井喷式到雪崩式"的过程，"其勃也忽焉，其亡也忽焉"，从同属工IT产业的巨人，到医药产业的三株，及最近几年才冒出的标王爱多、小霸王等一系列国内知名度很高的企业，"各领风骚三五天"。这些企业有一个很明显的共性，即拥有一种在一定时期领先的技术，在极短的时间内抢占了大量的市场份额形成井喷式发展，但因在制度、管理、组织等方面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很快就垮掉了，如同雪崩一般。这些例子从反面说明了制度和企业方法对于企业的重要性。列名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其长盛不衰的原因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一套科学的制度和方法，有一个研究认为，中小企业发明新技术的能力强，但只有不到1%的中型企业能上升为大企业；而大企业的优势在吸收和应用技术上，微软的发展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点。微软的任何一个产品应用的都不是最先进的技术，但它靠自己的营销方式和手段，将其它技术击败，使自己的技术成为行业标准。 我们可以说，中关村对我们最大的贡献是柳传志、是张玉峰、是杨元庆，是无数个为中国高科技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企业家们，是他们的管理经验，是他们的企业方法，这些方法的内容，集中体现在《企业方法--中关村财富之源》这本书里。 《企业方法--中关村财富之源》一书是《计算机世界》记者刘韧历时10个月的泣血之作，该书实际上是一本优秀的NBA案例教程，它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对联想、方正、实达、科利华、金山、TCL、用友、金蝶、国强、瑞星、湖南计算机厂以及搜狐、网易、新浪等网络企业在内的IT企业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解剖，涉及领域从企业战略、内部管理、部门整合、软件生产流程、危机应对、多元化发展、竞争战略、资本运作到国有企业如何参与市场竞争、如何进入充分竞争市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发展的跳跃式等。与一般的NBA教科书不同的是如同该书的姊妹篇《知识英雄--影响中关村的50个人》一样，《企业方法》采用深度报道的方式，通过对企业负责人和企业员工的全面采访和事件的多角度描述向读者揭示高科技企业处理相关问题的方法，与电视台的《新闻调查》节目在表达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企业方法》一书在描述中关村高科技企业通过制度创新为国家经济作贡献的同时，其写作方法亦有重大创新。 阿里巴巴和五十大佬 严文波 据江湖传言，阿里巴巴自从陷害了四十大盗，得到一笔意外之财之后，官府便发下海捕文书，各路捕快布下天罗地网，阿里巴巴无处藏身，这时他想到了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于是他偷渡到了中国，改行做了记者，而且做了最热门的IT媒体的记者，整日出没于中关村，与三教九流攒机卖碟之辈厮混，然有志者事竞成，终与中关村的五十大佬结下一段因缘，有《知识英雄》一书为证。 戏言之后，得说起这个"阿里巴巴"了，其实大家都很清楚，这个阿里巴巴就是刘韧，这一次他为IT界业主们带来了一句咒语--不是"芝麻开门"，而是他的一本新书《企业方法--中关村财富之源》。他是我最佩服的中国记者之一，不仅仅是在IT媒体圈里，就算是在所有的媒体中，像刘韧这样敬业、有才、高产的记者再也找不到第二人。在IT媒体圈里，敬业的人很多，有才的人也很多，高产的记者也很多，但把这三者结合在一起，惟刘韧一人。 与刘韧也就一面之缘，前后不到一分钟。当然以前在网上曾经有过一些接触，网交已久，但只见他在ICQ上说过两句话。不知他听信何种传言认为我是东北人(我大学毕业后出关呆了不到两年，然而口音是很纯正的东北腔了)。"我喜欢四川人，胜过东北人。知道你是四川人，我很高兴。"，这是他得知我是四川人后所说的话，因为我是四川人而喜欢我，虽然只是比较级，这种明显的地域性的好恶观很让我惊奇，这至少说明他是一个襟怀坦白的人，我同样喜欢这样的性情中人。 对刘韧最近的新书《企业方法--中关村财富之源》，坦白地说，我也没有太多的独到的看法，我只能说它看起来像是一本帮助人们学会赚钱和如何赚更多的钱的书，前次是论"英雄"，这次是谈"英雄"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从选材来看，它仍停留到"世家"的程度，我很希望刘韧能关注一下像我这样同样在圈里混的小人物的普通生活，搞一些"网虫列传""刺客列传""黑客列传"什么的，小人物的生活一样有人看，或许真正买这些书看的人反而是IT圈以外的人，他们对IT圈里的人更感兴趣，IT圈里的人这种书可能不买也能从各种渠道得到。 刘韧能坚守住自己在《计算机世界》的阵地，按自己的方式来保卫它，我认为是他的一种幸福，也与计世能给他这样一个机会有关，对那些庸庸碌碌的IT记者而言，他们生活的全部就是在"赶场子"，"计世"的六超兄是我大学同窗，是一个很优秀的记者，对我颇有微词，因为我骂过一些媒体的记者，然后我就反击他说他在大四实习时就学会了"赶场子"，他看到这个必吐血数升。 相反对刘韧而言，守住这块阵地是他的责任，像他这样坚持不懈地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时，我是怀着一颗感激之心的，因为有些事是我想了解又了解不到的，要命的是我必须要了解，因为那是我的工作。有人说这些事情个中真假如何判断? 我只是想说，对你有用的就一定是真的。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一下，我所在的公司在通用软件领域卓有成效，我能进去也属侥幸。在之前没有人知道我能进去是与刘韧的《知识英雄》有很大关系，当时我应聘时人事部经理和部门经理对我的印象极差，一个说我流里流气，一个说我眼神一看心术不正。后来老总算是给了我一次机会，这次我是有备而战，我在《知识英雄》里把这位老板的籍贯都摸得清清楚楚，和他的直接谈话很轻松，最后老总的结论是"我很会吹"，于是我这个不知IT为何物的人便成功混进了IT圈。所以我建议那些想在中关村找工作的年轻人们一定要买一本刘韧的书看看，有助于你找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已经在中关村工作的年轻人们更要人手一本刘韧的《企业方法》，有助于你挣到更多的财富。 在《企业方法》一书中，"三国演义"和"甲申三百年祭"这些富有文化意味的文字全被作者拿过来化做了标题，换个角度也可以说这些文字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含义，算是一种IT版本。在《企业方法》一书中提及的公司不过十几家而已，但都是中国IT界的翘楚，如联想、方正、金山、用友……《知识英雄》看起来是圈内风云人物的简历，《企业方法》则是成功人士的业绩考评，在五十位大佬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成功了，这两本书的延续和比较也是中国IT业发展的缩影。 独立IT评论家方兴东博士的高产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我总认为他讲的是"西经"，因为自己英语总是学不好，无形中对这些西学东渐的东东有点排斥，所以经常梦回唐朝，做一把汉语过级主考官，考得那帮洋学生嗷嗷叫。方博士的文字富于理论，很漫长，文笔流畅无懈可击，据说还出过诗集，但故事性相对差一些，我就是不爱看，真是愧对方博士太太亲手下厨烹的鱼了。假如我每天能吃到那鱼，我愿意每天读一章他的新书。 如果说方博士是想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外面的世界，而刘韧则为我们画出了一幅中关村工地式的素描图，在这幅图的某个角落或者能找到你我的影子，在中关村这个弹丸之地，每个热血沸腾的年轻人都满怀梦想，每个年轻人都想做大佬，包括我自己。 网络企业新秩序 张杭 记得在高考那年，企业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等管理专业是最吃香的，众多刚刚走过独木桥的莘莘学子都想通过高校的管理专业学习踏上未来的CEO、CIO的管理岗位，现在来看看，这种情景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也可能是一个误区，可喜的是管理的重要性已经被广大的知识阶层所认同，但这种一哄而上的管理学教学模式又是高等教育中的一个误区。 四年的计算机学习结束后，正值互联网开始真正扎根中国的网络应用，在苦读了一番网络技术后，逐渐地发现互联网络带给我们的不是单一的一门技术，它是一种新的观念、一个新的产业、一种新的管理模式。从网络技术创新的频率到免费产品的不断涌现、从Amazon的股价飚升到8848的勇攀珠峰，这些有背于传统经济理论的案例越来越多地涌向我们的眼前，你很难从传统的MBA教程和案例中找到答案，因为著书立说者的速度远远及不上网络发展的速度，是网络在摧动着整个时代在加速前进。 在任何一个时代，处在该时代前沿的产业，其所需的发展环境总是领先于该时代的主流环境，它的发展很难用已有的理论来概括与总结，它总是处在一种超前发展的状态，在没有理论基础的前提下，该产业的从业者只能通过"摸着石头过河"来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正是这种创新与开拓的精神驱使着产业和时代的前进。 而以网络为中心的信息产业正是现在我们所处时代的前沿产业。 在"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二十一世纪看中关村"的口号中可以听出，社会已经承认了信息技术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发展最强劲的动力。那这些信息产业价值的创造者--IT企业--和它的管理人员应该用什么理论武器来武装自己呢？这个问题可能要留给那些经济管理学院的教授们来回答了。 在第一遍看了《知识英雄--影响中关村五十人》后，吸引我的是其中的IT企业创业人员的故事和经历，而第二遍却使我真正了解了"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二十一世纪看中关村"这句口号的内涵：中关村不仅仅是一个中国成功IT企业的聚集地，它还真实地记录了中国IT企业14年发展的艰辛历程，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它还是一种经营管理模式，在它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知识经济将在二十一世纪给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它的创新精神是中国IT产业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支柱。 在我拿到刘韧的另一本讲述IT企业的管理方法的书--《企业方法--中关村财富之源》后，看了书中联想、方正、金山等中国成功的IT公司的柳传志、杨元庆、张玉峰、求伯君等管理人士的现身说法，一个念头由此产生：这本书中所讲述的中关村企业的管理方法不正是现在还处在创业阶段的网络公司在公司管理和发展中最好的教科书吗?！ 网络企业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还不长，应该说还相当短，由于网络企业在信息产业的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将越来越重要，因此它们现在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其未来的发展产生太大的影响。从互联网络的个性看，它带有鲜明的美国特色：崇尚个人英雄主义，正如美国大片中所描绘的一般。从迈克·特拉爵报导到数字英雄孙正义，从Yahoo!的杨志远与菲乐到Amazon的贝索斯，可以说互联网上到处充满着个人英雄主义。翻开中国互联网短短几年的历史，从张树新到张朝阳、从网易的丁磊到新浪的王志东，他们已经把个人的性格魅力融入到整个企业的文化中去，在不论他们成败与否，他们终将成为新一代网络从业者的偶像。 我们在这里并不是想列举互联网上众多的数字英雄，我们只是想从《企业方法--中关村财富之源》一书中成功的IT企业管理者的访谈中找到一些适合未来网络企业发展的管理理念、组织方法、营销方式、资本运作、竞争战略。 对于一个企业来讲，机遇、才华、技术、资本是企业的四大要素，而建立在这四大要素之上的就是企业方法，它是连接企业四大要素的纽带。 年轻的网络企业现在所处的社会大环境比14年前要好得多，不论从机遇、资本、技术和个人才华上。从产权的角度看，年轻的网络企业一般都是采用股份制或期权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联想、四通等企业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在产权上的纠纷。这些年轻网络企业的管理者们充满丰富的想象力，又由于大多数是技术出身，凭借着某种技术优势，公司在短时间里有了快速的发展。在这个阶段，按照杨元庆的"木桶理论"，企业的管理往往成了阻碍发展的最大障碍，管理者应该通过各种方法，使公司逐渐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增强公司的凝聚力，防止各种不适合企业发展的现象的出现。 下面就《企业方法》一书中提到的IT企业遇到问题结合网络企业的情况，摆出一些网络企业发展中的问题，不求全面，只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更多的还需在实践中正确的面对。 1、 管理者自身的管理才能要不断地提高，以适应未来网络大军团作战的需要 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大大地加快了，而中国的网络企业不仅要面对国内同行的竞争，更要接受来自全球的行业挑战，现在国内网络企业唯一的优势在于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特色，但这一优势将会在不久的将来被无情的击破，在未来几年内我们将会看到网络上大军团之间的直接碰撞，那时，我们的网络企业的最大劣势就是在于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它已经成了成功与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在时间就是金钱的信息时代，不可能再给网络企业十几年的时间来补上管理这一课。 2、 切忌盲目强调媒体宣传，而忽视了企业的自身建设 在联想做了多年市场的俞兵认为，市场策划不能为了策划而策划，切忌不能把市场活动作为一种炒作来做，而应当把市场的宣传推广工作当成整个市场策略的一个开始。"炒作的目不是真的想做成所说的东西，只是想获得别人的一个认同，因此忙完新闻面上的一点事情后，就不再考虑后面的事情。这种炒作不明白新闻宣传只是市场策划后续措施的一个前导，市场策划应该是一个很实的方案，不应该只是一个思想、一个幻想、一些简单的口号说出去而已。体现在广告上，如果不是着重考虑对销售有没有用，只是去关心它的艺术性高不高，是不是很怪异，是不是在圈里面很吸引人，那就走偏了。"（--摘自刘韧的《企业方法--中关村财富之源》） 现在的许多网络企业过多的注重媒体宣传，想以此来集聚人气，走迅速发展的道路。我们并不反对正常的媒体宣传，但更主张两条腿走路，内容与宣传同时作，这样会少一些浮燥，多一些踏实。 3、 对未来网络及相关行业的变化要关注，不能只着眼于眼前利益 由于互联网络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技术、一次机遇、一次革新、一种模式。现在在中国，互联网还仅仅是处在信息产业界一支独秀的阶段，只有当其它行业真正融入互联网的时候，我们才能说社会经济的数字化革命已经完成。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现在的网络企业要不断地关注其它行业的变化，不能低着头走路，要着眼三至五年后的行业发展。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ChinaByte在1995年时的决策。 在1995年，中国尚没有ICP概念，但ChinaByte已经意识到在中国不能做接入服务，不能扮演ISP角色。理由是：中国Internet线路差、速度慢，短时间内网民不可能成规模发展，ISP不成规模不可能成功，而当时中国仅有3万到5万网民。另外，ChinaNet规定的中继费用高以及ISP从业者太多都是不利因素。（--摘自刘韧的《企业方法--中关村财富之源》） 而同时进入互联网领域的瀛海威则因为决策的失误导致了现在的人去楼空的局面，不能不说ChinaByte的管理者在当时作出的决策是正确的。 4、如果你是一个网络企业的管理者，你可能会从《企业方法--中关村财富之源》一书中的某一章节的某一片断中获得的一个灵感，它可能会实现你多年的梦想和挽救一个企业，那已经足够了。 中关村变脸不变心 林军杜 洪超 中关村终于要变脸了。 这次为中关村做"整容手术"的不是财大气粗的房地产商或者各种配套市场的建设者，而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国家科技部，他们据以操作的尚方宝剑是国务院《关于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有关问题的批复》。按照他们请来的这道"圣旨"，"中关村"的地理概念将不再是那片弹丸之地，而是包括了75平方公里的"中心区"、将近300平方公里的"发展区"和范围更大的"辐射区"组成的一片热土，"中关村科技园区"这个词变成了中国最大的"科技特区"的代称。 然而，村里人知道，这次中关村不仅仅是变脸。 中关村：插上变心的翅膀 辉煌的中关村之路 1980年, 中关村诞生了北京第一家民营科技机构. 1988年5月, 国家正式批准建立北京新技术开发实验区.从此,成千上万的科技爱好者涌向这里, 创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从市场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到产业模式、发展道路，中关村在改写着中国的科技发展史。10多年来，中关村已经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城"、"电子城"演变成为中国IT行业的中心。仅仅1998年中关村内的IT企业营业收入就高达415亿元，其中软件产业销售额占全国的43%，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20万元。 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中关村作为高科技产业特区的龙头地位不可动摇，也许 下面的一组数据更能说明问题： 在中关村里企业的平均年增长速度为26。99%，技工贸的总收入年增长率为42。58%，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8。66%，利润的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5。08%， 上缴利税的年增长率为40。47%，出口创汇的年增长率为45。92%。不论从哪个方面，中关村的发展势头都可以用可喜来形容。 难怪很多计算机爱好者一来北京就跑到三环以外的中关村，去朝拜他们心目中的圣地。 中关村缺不缺技术？ 这是个问题。 10年前，王选的激光照排系统把国内同类产品赶出中国报业出版市场；10年前，王辑志的四通打印机一度成为计算机的代名词；10年前，倪光南的联想汉卡为中国计算机界赢得了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奖。 10年前，严援朝的CCDOS,王永民的五笔字型、吴晓军的2.13、求伯君的WPS在中文信息处理方面的卓越贡献让微软的中文DOS6.22成为一个失败产品。 可10年后的今天呢？不论是鲍岳桥们的联众，还是丁磊的webmail系统，都无法达到前辈的高度，我们很难找到当年那样激动人心的产品。 同样，我们也很难找到让人激动人心，有足够技术含量和国际声誉的公司。 联想走"贸、工、技"的道路，走到中国电子百强第一的位置。长城最近获利不菲，就称自己走的是"技、工、贸"道路，其实它如果不是"捆绑"上了ＩＢＭ，它的技术优势还真不明显。不得不承认，长城生产出的海量存储器技术含量很高，利润很好，但那终究是ＩＢＭ的技术。方正是一个有技术含量的企业，但它在汉字激光照排上所表现出来的优势，集中表现在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后来…… 而所有被我们寄予厚望的软件公司，面临的问题远比他们获得的成绩多。 因特网上有人说：越是技术含量高的，越是先进的公司，其所获得的利润反而成反比，互联网公司不如软件公司，软件公司赚钱的多；软件公司不如硬件公司，软件公司一年下来只能赚到的不如硬件公司一个大单，最好的技术并不能够换来最多的利润。 理论上，中关村有国内最顶尖的大学，最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关村地区有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各级、各类高等院校68所，在校学生30万人，有以中科院研究院所为代表的各级、各类科研机构213家，两院院士人数占全国院士总数的36%，每年产生辐射全国的高水平科研成果数千项。可是十年来， 中关村创造奇迹的速度并没有和其技术资源、人力资源的地位相符。 难怪很多人感叹，中关村成功的不是技术。 给中关村安一颗奔腾的心 当苏启强怀里揣着数百万元的资金创办连邦软件销售组织的时候，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到过若干年后连邦需要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融资来解决连邦发展中遇到的资金不足的问题。 1998年的某个时候开始到现在，"融资"这个词汇几乎成了中关村乃至整个IT界最时髦的词汇，小企业靠融资"乌鸦"变"凤凰"，即便已经在中关村摸爬滚打了许多年的企业，也有不少不得不通过融资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不同的是有的融资是为了发展，有人融资是为了生存。 为了资金，应该说几乎每一个创业者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出让股份、转移方向，面临投资方追加的业绩压力......创业者无尽的梦想在有限的资金来源方式面前往往落得异常悲壮的结果。 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做为高新技术企业运营中心的人材，同样在体制的限制面前不停踌躇。一批一批的人材离开了中关村的企业，到了待遇更好的外企，到了待遇尽管不是更好但是可以解决房子、劳保、户口等问题的国营公司，无疑对于创业中的中关村企业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可是，中关村的老板们只能无奈。 旧的中关村面临拆迁，几家欢喜几家愁，"变脸"并不是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好消息，然而对于几乎所有中关村企业来说，国家给予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新政策却有可能让所有的中关村企业皆大欢喜：调整软件企业的增值税使得软件企业有了更多积蓄开发经费的机会；"进京工作寄住证"制度和新的职称评定办法使得中关村的技术人员不再是另册上的"黑户"；中关村企业上市指标不受限制、建立科技风险投资机制使得科技企业看到了未来的希望......无疑，种种举措给中关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企业需要方法 上市指标不限、职称评定破例、进京户口放松......在苦等了若干年之后，在终于明白了是企业不是别的什么力量创造了这个社会主要的物资财富之后，中关村终于迎来了创办企业最好的外部条件，逢上了最好的创业机会。可是，当机遇、才华、资本、技术这些办企业的基本要素都具备的时候，当中关村大部分企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缺，可以挽起袖子大干的时候，中关村的老板们会突然发现自己其实还缺乏办企业最关键的储备--办企业的方法。 企业如何组织、如何运营；企业的目标和战略如何制定、如何修正；企业文化如何形成、如何发展；人才如何吸引、如何管理；财务如何结算，如何统筹，如此等等的问题我们或许已经从教科书上得到过一些概念，但好的厨师绝不是对着菜谱就能训练出来的，我们需要实证式的记录。 有人说：凡是在IT界能够坚持五年而没有消亡的公司都应该树碑立传，尽管此话夸张了点，但是我们确实可以在IT界，诸多昔日英雄今天已经失去了猛虎般的光采，即便留下来还能够坚持的公司，仔细看去也会发现满身的伤痕，能够在中关村十年风光的公司凤毛鳞角。 在经历过许多失败以后，大家已经意识到，企业决不是谁想办就能办得了的（不用考虑盈亏和利润的企业除外），而中国IT企业在不长的14年时间内积累起来的做企业的经验之于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多少创办现代企业经验的中国来说，实在是太可宝贵了。于是，IT记者和撰稿人应该有责任通过实证的方式，以具体的描述，对中国最成功的IT企业做一个全面的记录和解释。这不应当是一本从概念到概念的管理学或者经济学的菜谱，也不应当是对中国企业发一通牢骚，而应该用细节、故事以及可操作的步骤给正在做企业或者立志做企业的人士提供一些帮助。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下刚刚问世的新书<企业方法>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不过更多的东西还是要从从实践中来，因为中关村的成功就是从一尝二试中产生的。 站在千禧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勇敢的面对和拥抱中关村的问题，给"变脸"后的中关村再插上一双"变心"的翅膀，这应该是所有关心中国信息产业发展的人的责任。 《企业方法--中关村财富之源》序言 摆脱苦恼 刘九如 我在《计算机世界》报工作了11年，能在总编辑岗位上与20多万订户、近140万读者进行交流，与80多位编辑记者以及广告销售人员一道经营着广告收入达2.5亿元的行业第一大报，心情应当是非常惬意的。然而去年的一段时期，我还真陷入了深深地困惑和苦恼：新近涌现出近100家新的IT媒体，有名的、没名的都将发展目标和竞争对向直指《计算机世界》，《计算机世界》该怎么走呢?尤其是近两年，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信息技术厂商不停地"拉拢"记者，各式各样的没有新意的新闻发布活动、千篇一律的新闻通稿，蚕食着新闻报刊的特色，IT媒体对企业、对产品技术的宣传步入误区。 这些苦恼促使我下决心花大功夫做《计算机世界》特有的内容，做竞争对手无法企及的内容，因为我知道《计算机世界》要想保持霸主地位，和第二名进一步拉开距离，必需以内容取胜。 我在思考，除了动态信息以外，对五花八门的信息技术能不能归纳出一些方向？对市场新的产品能不能进行进行一点客观的评测？对市场数据能不能进行一点公正的调查？对众多具有特色的企业能不能有自己独特的分析和研究?循着这样的思路，我们组建起了几个技术专家组，建立起了市场调查研究中心和产品评测实验室。对于企业，我们采取了记者分工跟踪调查的方法，要求记者从企业的经营模式、发展方向、发展机会和潜在问题出发，对企业进行深入分析。 就在此时，我和刘韧有了一次碰面，他补充了我的一些想法，并在企业的研究方面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他认为信息产业异常活跃，许多有识之士期望创业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这一领域，那种奔涌的热情表明他们愿意付出自己的心血和智慧；不论是圈内还是圈外，有不少人想办起一家公司，干起一番事业，然而，应当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更好的把握机会？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才能使企业成长壮大?应当如何运作才能使企业摆脱颓势，振作起来?刘韧认为，《计算机世界》应该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一拍即合，于是就有了《计算机世界》报的"企业方法"栏目，于是就有了刘韧今天新作的问世。 作为《计算机世界》系列丛书之一，刘韧这本书值得向读者推荐，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表明《计算机世界》报对企业的研究有了独特的角度，这种研究成果从哪个方面都可以证明《计算机世界》报长盛不衰的动力；二是此书通过对各种不同企业的调查分析，包括大的、小的、老的、新的，实实在在的描述出了做企业的方法，在侧重企业运作和管理的同时，还深刻的分析了找准技术方向和把握市场机会对于一个企业的意义。 《企业方法》刊出后反向热烈：《每一年，每一天，我们都在进步》杨元庆把它放在公司BBS上要求大家写读后感；《方正过管理关》张玉峰董事长将它作为复印文件要求全体员工传阅的；《体制不是借口》见报后，不少国有企业的老总们互相推荐阅读；以"三国"的形象比喻来演义用友、金蝶和浪潮国强三大财务软件厂商运作方法的文章和关于几家网络厂商不同特色比较的文章在业界度广为传读。这些反馈回来的信息和读者来信连篇累牍，这反映出刘韧的根底和这本书的厚度，仔细惴摸一定会受益无穷。 刘韧与我交流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其实不在乎别人是否也在做同样的选题，也不在乎我要写的企业别人是否已经写过。确实，正如《计算机世界》每开辟一个新的版块或一个新的栏目，总有一些报刊模仿一样，我们开辟《企业方法》栏目时，也有兄弟报刊推出了类似的栏目，一年实践下来，读者是不难选择的。 这本书的成果是辛勤得来的，除了"秉烛夜书"和不间断的思索那种习以为常的氛围以外，刘韧对于素材的精细收集和采访的穷根究底应是他成功之所在。 除了平常更多地一起商量选题外，我曾直接陪同刘韧采访过几家企业，也正是几次一块采访，使我在新闻采访方法的认识上有了一个改变，同时对新闻采访加深了一个印象。这个改变就是原来我不太赞成采访用录音机记录，而主张用心记和笔记，但刘韧采访从不动笔记录，特别依赖录音机，他只专注于和采访对象的交流，从不去考虑是否记没记下来。这种不打断思路，实话实说式的记录和采访，借助录音机是非常必要的的。加深的一个印象就是记者与采访对象的交流必须是思想的交流，与联想的柳传志、与TCL的李东生，与这些老总的交流不能跟着他的思路跑(因为他们叱咤风云，理论都是现成的，一套一套的，一不小心，记者就会被套进去，而采访的目的是求新)，而是要千方百计让他跟着记者的思想跑，这就要求记者要有同等的思想深度，否则是进行不下去的。 记得我和刘韧走出TCL总裁李东生的办公室时，他的秘书递给我们一句话："像这样一口气谈上三个小时，还真没有过。"刘韧要采访湘计算机老总杨德泉，我帮他在北京约到了杨德泉，他去聊了两个小时，回来我问怎么样，他不置可否，一看就是没有找到感觉；后来他又专程去了一趟长沙，第一天谈了三个小时，还是没找到味道，在厂里转了一圈以后，第二天再去找杨德泉；如此三番五次的采访，恐怕也不是一家两家。 采访不够深入，我觉得是当前IT媒体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与刘韧认识多年，他刚从安徽来到中关村时，先是为《计算机世界》写一些评论，扮演市场观察家的角色，谈论的是与中关村一家家企业接触的一些所见所闻。后来由于偶然的因素，去了另外一家报纸。去年我们碰面时，他对我说：我只是希望有一个能让我充分进行采访和写稿的环境。他加盟《计算机世界》报后，有了更大的影响力，有了更多的朋友，也有了更多的合作者。目前《计算机世界》报有了不少专栏作家，每期发出许多优秀作品，深受读者称道；在刘韧这本书之后，还有一系列作品将会结集出书，相信读者同样会关注那些优秀的作品。 IT的历史 徐远名 《二十四史》作为对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反映，受到了华夏子孙永远的重视。历代朝廷无不将其作为治理江山的借鉴。一代伟人毛泽东一生中无数次地阅读了《二十四史》，从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 在《二十四史》中，首屈一指的应数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不仅因为司马迁的第一，更因为司马迁的思想与语言。 今天，如果要在对中国的IT产业的历史记录寻找第一，众望所归的无疑是刘韧的一系列专栏。在专栏里，刘韧用他一贯简练鲜明的笔触记录了一个个中国IT行业的重要人物，构成了中国IT行业的一幅全景画。他的文章，吸引了无数个读者，他的文章中所阐发的思想，不仅感动了观众，甚至感动了文章中所记录的人物。 当今世界，企业是各国的根本，IT行业又是各行业的龙头。看一国，必看其企业，尤其要看的是IT企业。美国近二十年的兴旺发达，完全是因为美国IT企业的兴旺发达所至，而日本近年来的经济落伍，又何尝不是反映在日本IT企业的落伍之中呢？透过刘韧的文章，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中国的IT企业，我们还看到了中国企业的一个切面，我们甚至能模糊的看到中国企业的未来。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今天，我们除了要学习孔子的学习思想外，还必须正确地"择其善者而从之"，而刘韧的文章所记录的历史，不正是给我们的IT企业提供了"择其善者而从之"的典范吗？ 刘韧的文章，虽然写的是IT人物和IT企业，但绝不仅仅有益于IT企业，其他行业的企业同样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借鉴。IT行业因为IT技术的高速发展而有着较其他行业更激烈的竞争和碰撞，也有着较其他行业更前卫的经营思想，IT行业的今天基本上能够反映其他行业的明天。如果刘韧的文章能够在更大的范围里传播，岂非中国所有企业的幸事！ 甚至有时我会突发谬想，IT行业发展的历史与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对我们后代的影响何者更为重要呢？或许，IT行业发展的历史对我们的后代有着更大的吸引力，有着更大的启发作用？果真是这样，那刘韧的文章不就是一本很好的教材吗？ 也必须看到，在刘韧对IT行业历史的记录里，对企业的兴衰过程的记录，反映"兴"的较多，反映"衰"的较少，在企业的成绩与问题之间，对企业的成绩反映较多，对企业的问题反映较少。这也是当代人写当代史所难于避免的一种历史必然。究其原因，源于担心暴露问题影响形象的社会普遍现象。我们的社会里，讳疾忌医的人和企业还很多，而象刘韧的文章里所记录的方正公司敢于暴露自己的缺点和问题实属凤毛麟角。他们的敢于解剖自己，既给自己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好的条件，又给其它企业"择其不善者而改之"提供了一个典型。 刘韧所记录的历史是我们的巨大财富，如何充分地发挥这些财富的巨大价值是摆在刘韧面前的课题，更是我们企业所面临的课题。 自序 在我为准备《企业方法》栏目苦读萨缪尔森《经济学》时候，我为书中讲到"美国的事业是企业的事业"这句话打动了。 在苦等了若干年之后，在终于明白了是企业不是别的什么力量创造了这个社会主要的物资财富之后，中国终于迎来了创办企业最好的外部条件，中国这一代年青人终于逢上了最好的创业机会。可是，当机遇、才华、资本、技术这些办企业的基本要素都具备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缺，可以挽起袖子大干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其实还缺乏办企业最关键的储备--办企业的方法。 企业如何组织、如何运营；企业的目标和战略如何制定、如何修正；企业文化如何形成、如何发展；人才如何吸引、如何管理；财务如何结算，如何统筹，如此等等的问题我们或许已经从教科书上得到过一些概念，但好的厨师绝不是对着菜谱就能训练出来的，我们需要实证式的记录。 一个朋友对我说，他并不认为《联想为什么》写得十分出色，但这本书他认认真真地拜读了两遍，原因是他迫切想知道联想到底是怎么做成功的，迫切想知道在中国成就一个像联想一样大的企业所需要的方法。中国以前没有书讲这些事情，在我们这个有着5000年文化传统的国度里面，总结各种经验的书籍从来都没有缺少过：我们有讲斗争策略的书，比如，三国、水浒；我们有讲政治权谋的书，比如，二十五史；我们有许多讲做人的书，比如四书五经，但我们就是没有讲如何做企业的书。所以，我的这位朋友只好把《联想为什么》一连看了两遍。 在经历过许多失败以后，大家已经意识到，企业决不是谁想办就能办得了的（不用考虑盈亏利润的企业除外），而中国IT企业在不长的14年时间内积累起来的做企业的经验之于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多少创办现代企业经验的中国来说，实在是太可宝贵了。于是，我们就觉得自己应该有责任通过实证的方式，以具体的描述，对中国最成功的IT企业做一个全面的记录和解释。我们的任务不是写一本从概念到概念的管理学或者经济学的菜谱，也不是想对中国企业发一通牢骚，我们想用细节、故事以及可操作的步骤给正在做企业或者立志做企业的人士提供一些帮助。 所以，《计算机世界·企业方法》关栏目注的是企业运行的机制。我们觉得，技术、资本、人才之于企业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是建立在这些要素之上的运行机制相比而言则更为重要。企业的运行机制凌驾于技术、资本、人才等企业要素之上，支配着它们，决定着这些要素是否能发挥最大的功效，创造出最多的效益。 然而，对现在的解释如果缺少历史的过去作为参照，就无法解释得清楚。所以，《计算机世界·企业方法》关注企业发展的历史沿革。我们认为，企业的发展有许多共通之处，此企业历史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彼企业在发展壮大中也可能会遇到，通过对此企业道路的回顾，我们想给更多的彼企业更多的少走弯路的启示和借鉴。此为《企业方法》栏目开设的意义所在。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就无法进行取舍。所以，《计算机世界·企业方法》栏目关注企业方法的横向比较。对于同一个企业事件为什么A公司采用A方式，B公司采用B方式，它们之间相同之处是什么？不同在哪里？比较是认识事物的起点。 立下这样一个目标，事先实在没有仔细检查一下自己的能力是否能胜任，但我想，什么事情在没有人去做的时候，总要有人下决心去做，至于是做到60分，还是80分都不是现在要过多考虑的问题。 以上是，1998年10月，开始写《企业方法》时的开宗明义。 以下是，1999年5月，《企业方法》写到一半时的思前想后。 我的朋友将《知识英雄》推荐给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们看，说这是一本讲管理的书，这个介绍让我汗颜。我比任何人都清楚《知识英雄》是一本讲传奇的书，以故事取胜，其间的确也讲到了一些"中国最赚钱行业赚钱最多的人的赚钱方法"，但这些方式、方法的介绍既不系统，也不完备，而且，对于这些内容的涉猎都是为增强人物传奇性服务的。 许多《知识英雄》的读者对我说，他们从中学到了很多管理的知识，这个评价让我汗颜。1997年七八月间，萌生写《知识英雄》念头，我只想到了像王选、柳传志这样的传奇人物的传奇故事一定能吸引读者，但从没想到过他们的管理会是"卖点"。 这些意想不到的结果，使我开始重视管理，让我萌生了主持一个内容以管理为主的专栏的想法。是为《企业方法》缘起之一。 当今社会将管理提到如此高的地位，仔细想来一点都不奇怪，甚至不能责怪不懂管理的人们在奢谈管理，管理对于太久以来一直不重视它的中国来说，实在太重要了。管理之于企业的重要意义如同爱情之于文学，就像谁也说不清楚爱情是什么一样，也没人能彻底说清楚管理是什么。所以，管理之于企业，爱情之于文学都是永恒的话题。 永远说不清楚爱情，还要继续说下去是因为爱情对于人生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永远说不清楚管理，还要永远说下去是因为一套管理制度一旦固定下来，就会每时每刻对企业发生作用。一套好的管理制度和方法时刻都在为企业创造更多的效益，一套不合适的管理制度时刻都在妨碍着企业的效益和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套制度之于企业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几单生意做成与否，甚至要大于一个企业几年的业绩。杨元庆在获得五四奖章时就曾说："我的意义不在于联想PC的业绩，而在于渐渐摸索出了一套在中国管理高科技企业的方法。" 中国企业过去没有管理，只是或者将管理误解为开会、树典型以及"抓两头促中间"的简单工作方法，或者将它异化为"权谋"。这如同没有爱情的文学，要么将爱情简化为结婚，要么将之庸俗为"裙带关系"。 逛一逛书店，可以庆幸地发现，现在的中国是多么地重视管理：各式各样的MBA图书不但多，而且都被放在了最显著的位置推销；电视里、报纸上有关国企改革和现代企业管理的用词早在好几年之前就塞满了我们的耳朵。但究竟什么是管理，恐怕就连教导中国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人也未必很清楚。 意识到不能搞"口号管理"，就全面引进西方管理学经验，各种MBA班从南热到北，是件好事，但是，将管理简单化为几十个概念，如同将爱情简单化为外貌、金钱、地位、家世、才华、性格无助于解释爱情一样，无助解释管理。 业务即管理 爱情与命运紧密相连，管理与经营密不可分。一个企业对于其业务的管理是一个企业所有管理的核心，是其所有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为业务是企业的命脉，它关系着企业的盈亏生存。 业务管理之下是以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岗位责任制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基础管理。企业基础管理的特点根据企业业务管理特点来制定，为业务管理服务。 业务管理之上是由业务管理升华而成的企业文化。如果说业务管理的条款和方法是企业的法律，那么，企业文化更像道德。它为业务管理的顺利进行提供舆论、氛围、精神、士气以及其他方面的补充支持，为业务管理服务。 以联想为例，"贸、工、技"的道路以及打通"贸、工、技"各个环节的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是联想的业务管理，"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是联想的基础管理，至于联想的企业文化是比较"形而上"的东西，并非一两句话就能讲得清楚。 农场的业务以种植为核心，钢铁公司的业务是炼钢，业务不同，所以，对于农场的管理绝对不会等同于对钢铁公司的管理。同理，一套成功管理炼钢厂的经验拿来管理IT企业也会显得不伦不类。 农场的业务是"种地"，所以农场的企业文化会充满田园牧歌色彩，钢铁公司则会更注重规模集约经营，而IT企业的文化一定是十倍速向前变动着的。就像因为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不同，贾府的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对于不同业务的企业而言，不存在统一的管理模式和成功经验。 即便同一个企业中，对于不同的产品的管理也不尽相同。1997年，实达要上PC，叶龙总裁坚持从实达外部请对PC有深刻理解的贾红兵做实达PC总经理，就是因为他认定实达原来的人都是做计算机外设出身，外设产品三个月、半年更新换代一次，而PC一个月甚至一个星期更新换代一次，业务上的差异性让叶龙担心已经习惯了外设慢节奏的自己人做快节奏的PC会跟不上趟。实达PC后来脱颖而出，成为1997年众多PC新品牌中最大的赢家，证明了叶龙的决策没有错。联想高级副总裁郭为在谈到以代理业务为主的联想科技难以形成统一的企业文化的时候，也提到了每个产品之上都会产生不同文化的问题。 树立业务即管理的概念至少有助破除管理神秘论，至少能让刚刚走上领导岗位的人知道管理就是理顺业务的各个环节，使之效率更高的一切行动。 业务即管理的概念也意味着对于别人成功的管理经验只能领悟其在方法论上的意义，不能生搬硬套。相对于因为行业和所经营产品不同而形态各异的业务管理，基础管理和企业文化在各企业间的相同部分可能会多一些。 企业为什么要不停地"换血" 管理差异性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管理的阶段性差异上。这一点柳传志在谈到办大公司和办小公司区别的时候论述得非常清楚。他说："办小公司有农民式的狡猾就可以了，但是办大公司，再使用习以为常的农民式狡猾肯定会坏大事。" 管理大公司沿用小公司的积习肯定行不通，尚处小公司阶段的公司整天想着超前采用办大公司的模式也一样会碰得头破血流。 大公司在管理上更多地会坚持靠制度做事，有些情况下明知应该"灵活"，也不"灵活"，这好像很"官僚"，但这种"官僚"造成的负面效果要远远小于"事事商量"可能引起混乱所造成的负面后果。 大企业中的人太多了，可以讨论最佳方案的事太多了，"事事商量"，企业就会乱成一团，事情根本没办法往前推进，这个时候就必须靠制度，不求效果最好，但求事情能够做下去。 小企业不同，小企业就是要"事事商量"，小企业经不起一个算计不精确的损失，小企业要追求灵活、灵活、再灵活，小企业的活力和生存空间就在于大企业制度化管理不可避免的僵硬之中。如果小企业也学大企业凡事讲程序，按章办事，那么，它不但永远没有机会成长为大企业，反而会很快死掉。 大企业一直试图用信息技术医治自己身上的"官僚"病，信息技术可能会增加大企业一个管理层次的管理能力。本来一个层次能管10个组织单位，现在可以管30个，这的确有利于组织的"扁平"化，但信息技术丝毫不能解决大企业按制度办事的管理规则，ERP、信息技术的引进反而会大大增强大企业以制度行事的规则，有时候即使执行者想"通融"，计算机也不让你"通融"。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计算机能够枚举的对一件事情的处理方法实在太有限了。IBM应该最有条件运用信息技术管理公司，但它给人的印象仍然是一个行动迟缓的巨人。因为，它那么大，就应该是那个样。大企业不可能灵活起来。 考虑到大企业和小企业在管理上的差异性，《企业方法》将会辟出专题关注一批将要从小企业脱颖而出，却又总不能"凤凰涅 "的中小公司。他们办企业的方法可能对广泛的要解决温饱问题的企业有着更现实的借鉴意义。 管理阶段性特征对于企业家素质的不断提高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要不停地"换血"，不是因为被换下来的人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企业发展了，再使用以前的办法办企业不行了，如果这个时候，管理人员的素质没有跟着提高，那么，被换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方正董事长张玉峰针对外界批评方正不断换总裁就曾反驳："企业换总裁是很正常的事。不能让博士生的保姆在他读博士的时候，还来看管照料他，这个时候必须换成博士生导师。" 总裁不能管总经理的事 管理差异性的第三个方面体现在管理的层次性差异上。无论是企业总裁，还是一线经理都需要思考管理问题，但总裁和普通经理心中对于管理内涵和外延的定义一定大不相同。作为一个企业的总裁，他一定不会去想该如何调动代理商积极性的问题，总裁要考虑的问题是"到底用这个人合适，还用那个人合适，让这个人接班，那个人走了怎么办？"一线经理更多地要考虑如何身先士卒领着大家干出业绩，受赏识，被重用。 管理实践中，经常能够看到管理层次向上错位为：经理使用总经理的管理模式，副总经理使用总裁的管理模式，处在这种错位状态上的管理者很容易被人看成游手好闲、好大喜功、不干实事；管理层次向下错位的现象也经常有：总裁干副总裁的活，副总裁干总经理的活，总经理在干经理的活，处在这种错位状态上的管理者通常让人觉得这个领导只会和手下抢业绩，没雄才大略，跟着他干没前途。 MBA教授实际办不了企业 既然管理存在着如此多的差异，那么，仅将管理定义成去掉企业在业务、规模和层次等方面特殊性的概念，然后，再对这些概念进行合乎逻辑的归纳演绎，最后，得出管理定律的学术体系显然很难抓住管理的实质，其结论也很难对活生生的企业产生多大的指导意义。这大约就是大学里面的工商管理教授实际办不了企业的原因。 《企业方法》坚持通过故事和个案分析探讨管理，坚持认为，脱离产业背景和人文精神谈论管理概念没多大意义。 "以人为本"、"共享远景"、"扁平结构"、"绩效考评"、"利益捆绑"、"资源共享"等等这些管理学上的经典理念，想必每一个办企业的人都很清楚，但如果不知道应该在什么边界条件下使用这些方法，那么，这些教条就是背得再熟又有什么用？ 当企业中的猜忌已经压倒了信任，企业领导人此时还要和员工大讲"利益捆绑"，为员工画未来的饼，谁会相信？当企业队伍信誉不佳，还硬要同合作伙伴"共享远景"，会被认为是江湖骗子。这种时刻，当务之急不是"利益捆绑"或者"共享远景"，而是用最短时间兑现自己许下的每一个诺言，先重新树立起对自己的信任和信誉再说。 企业是企业家的企业 讲故事的方法不仅是交待背景和边界条件最好的方式，它还可以使蕴含在其中的管理变得容易被解读。 我采访过很多总裁，得知对很多总裁管理方法产生重大影响的往往不是哪本经典管理学论著，而是发生在他身边的人或事。1993年，紫光总裁张本正提出紫光要实行大舰队体制，不能再各自为政独立发展，此时，他的属下笑着问他，如果实行大舰队体制，他在哪儿指挥？是在直升飞机上，还是在小舢板上？有个子公司的总经理甚至跟张本正开玩笑 ，请他到自己的船上指挥。就是这句话让张本正最后下决心从统一商号开始，一直做到了 1996年涿州会议"杯酒释兵权"，最终解决了紫光集团统一号令、整体发展问题。 因此，《企业方法》坚持使用时间顺序组织材料，用有起伏的情节构架内容，力求还原企业在重大转折关头的真实场景。希望读者看《企业方法》能够为一个场景、一个细节掩卷而思，而不是想在其中找到现成的办企业的方法。也没有现成的包治百病的企业方法。 记者的长处绝对不在于对于企业的思考有多么深刻，一个记者的责任和义务主要是记录，将企业的成功与失败、得与失以及企业领导人对于企业的思考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供比记者高明的读者自己去分析思考。 一位作家曾经教导我："无论你写什么，你都要关注到人，关注人的命运，否则，你的东西没人会看。"我以为他说得很对。所以，《企业方法》中的主角不是企业，而是办企业的人。没有柳传志的联想不叫联想，没有张玉峰的方正不叫方正。特别对于外界环境十分不规则的中国企业来说，企业领导的作用尤其明显，关注企业核心领导层与全面解释一个企业不矛盾。 传奇是管理的悖论 《企业方法》在坚持管理性、故事性的同时，没有忘记自己身上所具有的产业性。信息产业是世界经济的领导者，是世界经济最活跃、最先进、最前沿的成份，所以它里面一定蕴涵着很多可以为其它产业借鉴的先进经验。 前些天，一位研究"中国市场经济对政府影响"的美国博士甘斯德来和我探讨中国IT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我知道他想从我这里得到经济极大影响了甚至改变了政府政策的结论，我的回答没能让他满意。当时所谈的内容我大抵都忘却了，但甘斯德临走时，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除去IT，他还要采访钢铁和纺织行业，他叹了一口气，接着说："下面两个行业的采访要难很多，简直没办法沟通。" 中国IT产业一直与世界接轨，一直面临着国外公司最残酷的直接竞争，在中国这样的行业不多，中国汽车工业可能一入关就会垮掉，但中国计算机公司们都盼着入关，没有关税，大家都不走私，可以更公平地竞争。 另外，没有哪个行业比计算机产业更能突出个人的力量，程序员可能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容易靠个人力量成功的职业。求伯君靠WPS一举成名，辉煌了十几年；王江民38岁学计算机，45岁只身一人闯荡中关村，一年利润几千万；丁磊的传奇就发生在现在，在大家都说Internet不可能赚钱的时候，丁磊的公司1998年赚了400万元。 都说个人英雄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都说现在成功要靠企业管理，从理智上讲，这些观念很容易为人接受，但作为个体的人们更愿意看到个人传奇，因为这些传奇能唤起那些因为一个又一个挫折被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尘封了许多年的梦想。没有梦想无论是个人和社会都会迷茫，作为个体的意义可能就在于明知自己的力量无法同群体较量，但又总不服输，一次又一次地向着"风车"发起冲锋，不要以为"唐吉柯德"式的进攻永远没有成功的机会，杨志远又懂多少管理?Yahoo不也取得了令世人侧目的成就，所以，《企业方法》将会像关注Web公司一样，辟出专题关注最代表计算机产业特色的程序员公司。尽管它们的故事可能都是管理的悖论。 现在是1999年8月，《企业方法》尘埃落定，面对一年辛勤劳作写就的书稿，我越发觉得无话可说。 在1998年10月，我的理想是写一本成功企业的"操作手册"，让其它企业拿来就能"照方抓药"，"克隆"更多的成功企业。现在，我才知道企业太复杂了，关于它的任何结论都存在着大量反例和例外，这些反例和例外让本来看起来确定无疑的结论轻飘飘地让人怀疑。 这样的结果不奇怪，因为，企业中"产权与经营权"、"管理与技术"、"多元化与专业化"、"功臣与少帅"、"稳定与发展"等等矛盾一刻也没有停止冲突。当矛盾的一方压倒另一个方时会得出一个结论，当矛盾另一个方压倒这一个方时，又会得出一个结论，不仅如此，在矛盾双方的反复较量中，在力量的不断均衡中，还会出现无穷多个中间结论。企业在变动之中，结论在变动之中，究竟能以哪个为准？ 历史是成功者的历史。在一定的外部条件下，矛盾的一个方会被充分地表现出来，甚至被放大，但历史又是不断往前发展的历史，很多在历史上屡试不爽的结论在新时代往往只能被当作反面教材来看待。 所以，现在我不能不承认，《企业方法》的史料价值可能要大于它在方法论上的价值，这不是我所愿意看到的，但这可能是事实。 所以，《企业方法》在后期力求更多地记录下不同的事实和观点，所记录的A观点和B观点可能都不完全正确，但这不要紧，只要读者看了之后能得出适合自己的结论就行；A观点和B观点可能完全对立，这也不要紧，毕竟它们同时在这个时代存在着。存在就应该被记录。 所以，现在看来《企业方法》只是一些用来思考企业问题的"材料"，它所能起的作用只是让思考者的思路有一个出发的"地方"，至于思路对与不对以及最终能想多远，那是思考者自己的事情。无法对《企业方法》寄望太多，对它寄望太多的朋友此时可以合上这本书了，我不想让你看了以后失望。 致谢 1998年10月，我决定离开《中国计算机报》加入《计算机世界》时，《企业方法》是被当作一个条件提出的。我说，我要开一个专栏，这个专栏叫《企业方法》，两周刊发一次，每次四到五个版。这样大的篇幅，在《计算机世界》未曾有过。《计算机世界》总编辑刘九如先生代表报社欣然同意了这个请求。 所以，这本书得以付印首先要感谢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媒体《计算机世界》为《企业方法》提供了宝贵的舞台。 《企业方法》第一个采访的案例是联想电脑公司，时值年末，大家都是正忙的时候，杨元庆一时抽不出时间，我就对他说，不管怎样你要支持一下我的新栏目，我要在新单位立住脚，《企业方法》必须一炮打响。杨元庆终于在参加美国COMDEX展之前抽出了一个上午接受《企业方法》的采访，接下来，我又采访了联想电脑杜建华、俞兵、王晓岩、刘军。联想电脑公司采访下来，我最直接的感觉是，《企业方法》的采访难度和强度要远远大于《知识英雄》，下一年，我会比上一年更加辛苦。 采访是双方的事，所以，在这里要十分感谢所有接受《企业方法》的人们，主要是他们的智慧支撑起了这本书的骨架。《企业方法》不是书斋中的一己之作，它是中国计算机产业界当前关于办企业方法的集体智慧结晶。 1998年末，《企业方法》出第一期。那晚8点钟，我将一校稿交到刘九如手上，就回家了。第二天，发现刘九如先生那晚帮助订正了很多错误，后来，《计算机世界》副总编李良玉、侯梅竹也为《企业方法》做了同样的工作。他们的帮助，我会深深地记在心里。 《企业方法》见报后得到的第一个肯定来自我的同事韩云先生和他的妇人，他们专程赶到我家表示他们的肯定。韩云说，《知识英雄》他没有仔细看，但《企业方法》他会仔细阅读。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因为，我是那种不允许自己不能超越过去的人，《企业方法》如果不能超越《知识英雄》，我会比谁都难受。 第一个让我感到《企业方法》超越了《知识英雄》的人是柳传志。《不能申请专利的知识》传给他征求意见后，他打来电话表示感谢说："《知识英雄》写杨元庆写得不错，但写我没写好，现在这篇写得很好。" 每一个文字工作者都需要鼓励，鼓励是他继续写下去的动力。《企业方法》收到了大量的鼓励，感谢这些鼓励。 我只是一个记者（后记） 《知识英雄》被另外一本书"掠夺"性利用了许多内容，我只轻微表示了一下"这样做不好"，该书的作者（作者？）就站出来质问："难道不采访，就不能写作吗？"我不敢说"不采访，就不能写作"的话，因为现如今在"资料基础上"的研究之作实在太多了，几乎成了潮流和方向。 也许在这些人眼中，像我等这样采访而来的文字，对他们来说只是重新创作的材料和素材而已，他们认为他们的写作完全可以建立在我等的写作之上，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完全可以重新组织我的素材，写出比我等更好的文章。他们用了我得辛苦采访而来的素材，或许还从心底看不起我等。 Internet时代，"剪刀＋浆糊"作业方式提高到了电子文本的"Ctrl C + Ctrl V"（剪贴＋复制）层次，实现了"东拼西凑"的"无缝连结"，懂些英文更能使这种运作方式提高国际水平。我不知道这种写作的态度是在"抄袭"，还是在"研究"。 都说这是一个信息过剩的年代，但这种过剩决非"原创"信息的过剩，而是因为信息被无限制地被复制造成的过剩。每个自以为高明的信息的复制者，都会在其所复制的内容中，加进一些自己的评论和认识，以为这样就可以高出原作者了。最后，他们将原始的信息"复制"得面目全非。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人。那时我在安徽，但我干的事是，对中国乃至全球信息产业评头论足。当时我所有信息来源就是《计算机世界》，但我的评论被发表在《计算机世界》显著位置，成为《计算机世界》为数不多的特约记者。我应该是一个"优秀"的"攒"文章的人了。 1996年，我进了《中国计算机报》，主要还是写评论和述评。我的评论以批评为主，我将自己俨然定义成了业界的"医生"，仿佛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个行业内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我非得大声疾呼让每一个人知道，否则就是失职。这段时间，我很快乐，我觉得我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看他们都醉了，我还醒着。 直到1997年，我才明白，原来我所知道的那点事，别人不是不知道，只是已经说过了很多遍，懒得再说一遍而已。这对我触动很大。我在想，我为什么要到北京来，如果继续写这种"隔靴挠痒"的评论，那么，我回安徽也能写。 在北京的优势是接近新闻事件的发生地，接近当事人，我为什么要放弃这个优势，去和外地的作者比谁的评论做得更好。于是，我开始做《人物素描》。 我在《知识英雄》中写了50个人，写的人多，不免会有朋友对我讲："你这个人写得不错，那个人写得欠点火候；程天纵、谢克人写得最好，某某写得最差。"如此等等，对于这些话我都没太往心里去，我以为写得好，那是因为被写的人风采照人；写得不好，那是因为被写的人实在没有什么好写（至于为什么非要去写没什么可写的人，这个问题有时候不是一个记者能够左右的问题，需要报社去回答），所以，写得好，写得差都和我没有太多关系。这样说，绝不是在为自己有限的能力推卸责任。 我只是一名记者。我的责任和义务只能是认真对待每一个要写的人，要写的事，不懈怠，不马虎，倾尽我所有的表达方式和采访写作技巧。但我不能保证所写出的每一个人物都光彩照人，给人以启发。支撑人物传记水平高低是被采访人的思想，而对于被采访人水平的高低，我一介记者无能为力。 《知识英雄：影响中关村的50个人》采访过程中最让我生气的是，公司的公关小姐看了征求意见稿后，要求把他们公司的总裁形象塑造得再高大些，有时候，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对他们说："你们看怎样能再'高大些'就增加哪些内容"这些人也不知道该增加什么内容，就反问我："你们当记者还不知道该怎样'上纲上线'地拔高一个人？" 我只是一名记者。我只会记录事实，有时候也做些锦上添花的事，但凭空的吹捧不要说像我等木讷的人不擅长，就连职业的公关公司对此恐怕也会感到力不从心。 《知识英雄》体现的是被写人的思想，作者没有什么思想，所以，看《知识英雄》读者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中国IT产业中谁最有思想，谁最有魅力，谁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学习，谁将永远成为过去。 无论是《知识英雄》还是《企业方法》都是不是"主题"先行的作品，它们是否精彩，很大程度上取决被采访对象是否精彩，所以，在选择被采访对象上，我越来越挑剔，因为，采访对象是我文章的"生命线"。 1998年9月，应《信息产业报》邀请，和几个关心IT的哲学学者以及文化名人探讨IT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我很佩服他们的理论和见解，但我不敢发言。 我只是一名记者。我的任务和职责只是记录下当今IT领域最有见地的思想，以便更多的人知晓，至于我自己实在没有什么深刻见解，否则，我现在不会还做记者。 我所有的能力只表现在力争使我的记录成为所有记录中最好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其实并不容易，人和人面对面的思想沟通，能把70％的原意传达给对方已经是很理想的状态，通过记者辗转写在纸上让人理解，50％原意的传达也已经是很高的分值。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准确地传达出了语言的无能。所以，作为一名记者在表达方面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也就说，一个优秀的记者有余地把一名平庸的记者甩得很远。记录是一门大学问，我这辈子都学不完，我永远不会为自己主要只是一名记录员而感到羞愧。 有人将IT媒体的发展分为三个时代：1、新闻时代；2、分析时代；3、洞察时代。有人说现在的IT媒体应该从新闻时代向分析时代过渡，或许他们已经进入了分析时代，但在目前IT媒体浮躁的心态下，我感觉现在强调分析时代还为时尚早，我的理由是：我的周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伪分析文章，懂英文的，从《华尔街日报》上贩卖洋观点，不懂英文的，可以借鉴以下台湾的《PC Home》。 我不愿意这样做，所以，我只是名记者，没有太多思想，不可以站在整个业界的高度高瞻远瞩、指点江山、挥持方遒；我只是名记者，不在IT产业的第一线，对产业的运作并没有切身的感触，不可能写出所谓新闻背后的新闻。 历史上被人记住的思想家很少，被人记住的文学家很多，原因是文学家主要是在记录，记录有时候并不比思考缺少价值。 我相信在1999年的8月，谁也不会再有兴趣去读1997年以前在IT报纸上发表的评论，如果当作笑话看，可能还可以，因为用今天的眼光看那个时候的思考可能会哑然失笑，但是想过没有，在21世界，回头看现在，那时肯定也会纳闷现在的评论为什么会如此地肤浅幼稚。 我只愿意做一名记者，我当前的任务就是写两本书，一本已经完成了就是《知识英雄：影响中关村的50个人》，一本即将完成。我设想用《知识英雄》以IT人物为主线，用《企业方法》以IT企业为主线，来描述中国IT产业20世纪末的基本状态，供思想家去思考，也为未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些过去的资料。我希望我的书在5年以后还有人看，这是我的理想。 《企业方法》1998年末在《计算机世界》上一推出，就让几个希望我有大进步的朋友大失所望，他们认为我还在用"人物素描"的方式写《企业方法》，没有新意。我可以保证《企业方法》的内容决不会和《知识英雄》重复，但是表现手法，我只会一个，就是记者式的实录，而且，我认为这种方法来写企业案例最合适。 《中国青年报》记者陈彤做惯了调查性的采访，刚进IT，有些不适应，感觉采访进行不下去。她的采访难以向下推进，是因为她总是习惯性地站在被采访者的对立面，拿怀疑的眼光打量被采访者对象。被采访人在一种戒备状态，当然很难敞开心扉。 我的方式和她不同。当被采访者小看我的时候，我当然会用几个问题"刺"他一下，比如谈谈他的竞争对手，谈谈他的失败等等。一但被采访者不再"小看"的时候，我马上会将姿态放下来，洗耳恭听被采访者的精彩故事或者论述，并不时地给予他肯定，只要他没有离开主题，就让他滔滔不绝体讲下去。 采访中，我不从来不试图去和被采访对象"对话"，从不试图让被采访者接受我的观点，采访中，我没有观点，采访时间很宝贵，我决不会为了要在被采访对象面前表现我的高明，而浪费一分钟。没必要。我将自己话压缩到最低，因为，每次回来整理录音，我都会发觉自己在采访中说的话对于写作最没有用。 采访前，我当然会有一些自己的意图、目的以及计划，我会认真做采访提纲，但如果被采访对象有更好的思路和想法，我回跟着他走。 方正董事长张玉峰是一个特别有力量和主见的人，我对他的两次采访都远远偏离了我的采访计划，但那两次采访都很成功，一个是张玉峰主动谈起了前几任总裁的更替，一次主动张玉峰谈起了方正在管理所遇到的难题，这些内容，如果被张玉峰不想说，我将问题设计得再好也没有用。适逢张玉峰想谈这些内容，这时如果我还抱着原来的采访计划，我就是傻瓜。 采访完，我将采访来的所有录音整理到计算机上，然后，分析这些材料，确定主题，然后，删掉没有用的材料。这样做看似多用最终要删除部分的无用功，其实是最快的办法，因为一开始，不知道写什么，主题是什么。开始就整理材料，在这个整理的过程中，主题会慢慢显现出来。 通常的构思方式，从构思主题到写作会思量很长时间，有时候，写到一半才会发觉这个构思不好，否定重来，会浪费很多时间，勉强写下去，始终会有鸡肋的感觉。 这种基于材料，充分照顾内容丰富性的写作，最要克服的就是文章的流畅性。我的文章一般都要修改五遍以上，直到付印之前，我会一直修改下去。我重来不会认为自己哪篇文章能有多好，在我看来，我的哪一篇文章中，都还有"BUG"因为时间原因，没来得及订正。这大约就是作为一名记者的遗憾。 《企业方法》目录 这是一本企业个案分析的集子，它将中国计算机产业作为一个整体关照，集中了中国计算机产业中最先进、最典型的15个个案，每个个案侧重企业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各自独立成篇，又互相联系。 《不生申请专利的知识》讲企业战略。中国计算机产业处在全球计算机产业食物链的末梢，在微软、英特尔已经掘取了巨额利润的前提下，在美国要将中国沦为"信息殖民地"的形势下，联想PC击败所有国外品牌，联想集团攀上中国电子百强第一位置，年销售额高达179亿。 联想的这种成功是"贸、工、技"战略的成功，尽管这个战略遭到了诸多非议，但柳传志们不为所动，将这个战略始终如一地贯彻了15年。 《每一年，每一天，我们都在进步》讲企业内部管理。在1985年，销售一台PC至少可以盈利一万元，到1999年，销出一台PC利润不会超过一千元。都说做PC不挣钱了，但联想PC一年却有几个亿的利润；都说PC没有技术含量，谁都可以做，但很多PC厂商的销量连联想PC销量的零头都没有。 联想PC以管理制胜。联想PC的领导人杨元庆因为在管理创新方面的卓越贡献荣获代表中国青年最高荣誉的五四奖章，接着，他还有幸成为了《Ａｓｉａｗｅｅｋ》（亚洲周刊）评选的亚洲２０名商业与金融业"千禧年领袖"中的一名。 《共享远景》讲部门整合。现在可能没有一个像样的企业没有讲过整合了，但是整合决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挂在嘴边装点办企业门面的词汇。真正进行过或者正在进行着重组的企业决不会像没有进行过重组的企业那样只感觉到整合的现代，而不感受到它的沉重。 整合是权力的重新分配，整合是心态的重新调整，整合是"手术"，要经过"流血"和"止血"的过程。郭为整合联想科技同样经历了各部门之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面和心不和"、"争执妥协"的阶段，郭为将联想内部大大小小十几个从事国外品牌分销的事业部整合成中国计算机业第一渠道所用方法可以总结成一个词--"共享远景"。 《方正的"工厂"》讲软件工厂。这个话题由来已久，中国人认为中国人最聪明，但是在较量聪明的软件行当中，我们不但做不出Windows95,甚至连印度的水平都不如。 方正用来创业的三大产品程序量加在一起不过30万行，这样的工作量当年靠王选夫妇、肖建国等人的拼搏就行；现在方正在市场上销售的程序超过300万行，这样的工作量要500个程序员才能做完。几个人的时候，方正研究院是"作坊"作业，而500人的作坊肯定要出问题，方正在建自己的软件工厂，方正"工厂"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极度缺乏这方面知识的中国非常宝贵。 《方正过管理关》讲直面企业困难。方正（香港）1998年亏损1.6亿，股票从7块多港币跌倒0.8港币。方正在香港的市值曾经是联想和四通加在一起的两倍，现在方正的市值不及联想的五分之一。 方正感到了危机，它从外企引进高级管理人才李汉生，在香港收购奥得，修剪业务结构，关闭没有前景的业务，大批裁员。这些动作施展出来以后，方正（香港）的股票回升到3块多港币。 挫折之于企业，永远都不会结束；起伏和波折是办企业的常态。企业在一个发展策略上一定会达到它的极致，这个极致是企业在这个阶段上的顶峰，企业追求的也是这个顶峰，但顶峰之后即是低谷。纵观企业发展的历程就是它不断克服波折和低谷的历程。一个企业如果没能在前一个波折中"锻炼好身体"，没能汲取前一次波折的经验，从而在企业内部建立起"抗起伏"机制，来避免下一次起伏和波折过于剧烈，那么，它就会像纸糊的大楼一样脆弱，它的命运即便不在这次波折中粉碎，也会被下一次波折击垮。 《实达PC挤过独木桥》讲"迟到"者的机会。IT行业没有迟到者，只有失败者。实达1997年做PC，即没有队伍，又没有经验，时机也不对，但叶龙总裁坚持要做，结果只投入2000万元，没投一兵一卒，一年之后赢利1500万元，销量达到15万台，率先挤过了几十家PC新品牌混战的"独木桥"。 "迟到"者的唯一机会就是引进外来人才，资金没有先后而言，而人才的成长需要过程，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实达PC的成功是叶龙引进"福建计算机三巨头"贾红兵的成功。 《科利华跃进》讲跳跃式发展。"大跃进"失败了，宋朝弟说，它注定失败，因为"钢铁和土地构成的物质世界，只能渐进，无法'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科利华跃进成功了，宋朝弟说，科利华还能成功。因为"软件、图书、股市属于精神世界，能够跳跃，也只能跃进。" 一个将一本《学习的革命》卖到1千万册的软件公司，和其它公司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最不一样的是它的"量子理论"。 《与微软"作战"》讲挑战强势企业。金山的对手是微软，在与这个世界上头号软件企业的"作战"中，金山非但没有死掉，反而愈战愈强，越办越大。 想从前，WPS根本没把Word当对手，求伯君连看一眼DOS版Word的兴趣都没有。金山警觉到微软强大从1993年Windows3.1＋Word5.0蚕食WPS地盘开始，求伯君连忙部署"盘古"战役，此战金山惨败，Win95＋Office95取代WPS霸主地位。1997年，WPS97打响反击微软第一枪，金山从此踏上了与微软持久战的道路。 《TCL来了》讲垮行业多元化。TCL是做电视的，但是在最近两年之中，它花600万元收购了开思，350万元控股东通，与GVC合资5000万创立TCL致福电脑，向注资金科1个亿，巨资参股投资翰林汇，TCL已经向IT投资了两三个亿，李东生总裁说未来一两年还会再投5个亿。TCL欲意何为？目标是谁？ 谁都知道应该扬长避短，没有优势的事情不做；谁都知道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不能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专业和多元的矛盾，李东生在从电话业进电视业时解决过一次，这次进IT,李东生义无反顾。 《三国演义》讲企业外部竞争。用友、金蝶、国强是中国财务软件的前三强，它们之间经历过Windows之战、客户机/服务器之战、ERP之战后，目前的排序仍是用友、金蝶、国强。用友用"波浪理论"解释这个事实；国强说真正的较量刚刚开始；金蝶称，格局马上就会发生根本变化，一两年之后就会是金蝶、用友。 财务软件是中国目前利润最丰厚的软件，各厂商竞争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你死我活"。非常的目标产生了非常的手段。 《瑞星读〈甲申三百年祭〉》讲企业盛衰转变。1993年，瑞星打败100多个竞争对手，独占80％反病毒市场，业绩好过用友；1995年到1997年，瑞星连续亏损不止，很多人担心瑞星会就此倒掉；1999年7月，瑞星再次崛起，月销量冲到10万套，创造中国软件销售奇迹，重登反病毒市场霸主地位。 这个时候，瑞星害怕再次被胜利冲昏头脑，所以，它的董事长王新要读《甲申三百年祭》，不断地提醒自己清醒，清醒。 《体制不是借口》讲体制与发展的关系。再造国企，首先要回答"先改制，还是先发展"的问题。湘计算机用自己16年的历程表明：发展是改制的基础，发展能消解体制存在的问题。16年前，湘计算机的体制已经糟糕到了矛盾要在"大字报"上见，16年的发展使它能够将党委、工会等非经营部门全部剥离出上市公司。 《不想再替别人打工》讲知识与资本的冲突。中关村上流传着"三个企业家找到三个科学家成就三个著名企业"的故事，故事的结局是，王选正在淡出方正，倪光南、王缉志早已不是联想、四通的总工。中关村的世界是"总裁"的世界，不是"总工"的世界，如果非要争夺"世界霸权"，当然，"总工"们当然要受伤，这是经济模式使然，不存在孰是孰非的问题，更不是人品问题。也许真的到了知识经济那一天，中关村的技术代表才会真正坚强起来。但现在还不是时候，技术人员往往过高估价了自己的实力，与资本对抗，往往会使自己置于尴尬的境地。 《网上寻梦》讲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梦想与现实。新浪、网易、搜狐、Chinabyte是中国第一批成名的互联网企业，它们的商业模式与传统的计算机企业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们紧跟国外互联网潮流，学完"门户站点"，学电子商务。在学习的过程中，它们为中国互联网提供第一批服务，它们是中国互联网用户迅速发展到400万的原动力，但它们的回报甚少，它们说，"这不要紧，要赚就赚大钱，目标是在美国上市"，但美国的钱就是那样好赚的？ 梦想让人激动，现实让人冷静，互联网想说爱你不容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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